原标题：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对话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021年8月5日，北京，观众在国家图书馆观看展出的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2400多万字、100余位专家学者与编辑团队共同完成……近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全部出版。丛书收集、整理、考证了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经典文本，系统反映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献传播的历程。
为何要对经典著作进行考证研究？党员干部应如何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报就此对话丛书主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通过研究经典著作的版本、译文、文本，揭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理解、接受、运用的过程
记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下称《通考》）有100卷、2400多万字，为何要下如此大力气来收集、整理、考证这些经典文本？
艾四林：党的百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不断传播推广、发扬光大的历史。《通考》收集了我国1949年以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我们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版本、译文、文本逐本进行考证研究、比较分析，原汁原味地反映每一本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传播的过程；具体地揭示了每一本经典著作背后的故事，通过对译文、版本、术语发展变化的比较，揭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理解、接受、运用的完整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让读者更加具体和真切地感受到真理的力量，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力量。
我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工作，有几方面考虑：
一是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资源。为回答时代面临的课题，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文本翻译”“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在研究问题中，大家明显感觉到，要讨论清楚这些基本问题，涉及对经典文本基本概念的理解；而经典文本在历史上又有多种，比如，《共产党宣言》，在1949年以前就有6个完整译本。我们把这些文本都收集起来，就可以供大家做比较研究。通过文本的历史比较研究，就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背后的基本思想，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二是回答理论发展中的问题，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自身看，也需要大力加强经典文本的收集整理工作。比如，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学习、运用等过程。又如，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需要了解我国现代思想史上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术语是怎样形成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把这些经典文本收集起来并做比较研究，就可以深入了解我国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形成史，从而为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服务。
三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理性建设作出努力。要加强理论课的学理性，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加强对经典文献的考证研究，是重要举措。只有把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收集整理起来并做深入的考证研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学问做大，才能把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观点讲深，并能够从文本的历史比较、国际比较中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光辉历程、丰富内涵和历史经验，从而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经典著作的译本沉淀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执着追求、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走向的理解把握
记者：这套丛书的编写思路是什么？
艾四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辽宁出版集团合作，邀请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担任顾问，组织党史、文献、高校、国家“马工程”权威专家，经过了四年多的努力，顺利完成了《通考》100卷的编写和出版工作。
以通考这种方法对百年来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考据和整理性研究，这还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是一个跨学科、跨专业、综合性、基础性的概念，它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范畴，但也是文献学、传播学、翻译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思想史等学科的概念。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要是指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也适当列入。这些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如果从1899年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传入中国算起，迄今已经有120多年时间。
丛书采取基本一致的编写框架。除导论外，各个读本均由4个部分组成。一是原著考证部分，包括对原著的作者、写作、主要内容、文本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的考证性介绍；二是译本考证部分，包括对译者、翻译过程、主要特点、出版和传播情况的考证梳理；三是译文考订部分，包括对译文的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对有关重要术语进行比较说明，对错误译文、错误术语或错误印刷进行查考、辨析和校正性说明；四是原译文影印部分，主要收入完整的原著译本，同时作为附录适当收入前人关于该书的片段译文。
记者：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什么？
艾四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
从《通考》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过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渐成高潮，大批先进分子团结在这一思想旗帜下，执着地去认识、翻译、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在后来几十年里，这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这种先进思想的需要，这种科学的、实践的、革命的理论在古老中国遇到了知音。
从《通考》中我们还能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考》记录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张闻天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他们将革命信仰与科学精神融于一体，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最早播火者。
《通考》同时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从翻译版本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能够感受到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所体现的理论领悟深度，还能够感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后，从最初的理论欣赏到对其思想精髓的折服、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识到真理性认同的变化。
《通考》也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来到中国的，也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动中逐步被中国人接受的。因此，从不同翻译版本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表述中越来越多地有了对中国实践的理解。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科学理论的历史传承中汲取智慧，增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对于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您有哪些建议？
艾四林：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的基础和前提。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理论学习是加强理论修养的基本方式和关键环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读优秀经典，无疑是含金量最高的文化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途径。
一是要自觉学，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把读经典、悟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学出乐趣、学出享受，在学精悟透用好中提升自己。
二是要下苦功夫学。习近平总书记说，“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学习和研究这些经典，浮光掠影不行，浅尝辄止不行，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通过细嚼慢咽去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
三是要系统地学，不能碎片化阅读，更不能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阅读。要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就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然，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阅读更是要不得的。习近平总书记讲，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是联系实际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落实到用上来，就能在实践中感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之用。
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贯通起来。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科学理论的历史传承中汲取智慧，增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认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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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有六个中译本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性文件之一，《共产党宣言》（下称《宣言》）全文的翻译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任务。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有6个译本，每个译本都充满故事，彰显了译者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留下的坚实脚步。
陈望道译本。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这是《宣言》首个中译本，也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出版适逢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之时，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华岗译本。1930年，华岗翻译的《宣言》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组织地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这版《宣言》有几大特点：一是在译词选用、语言风格、思想把握等方面更加准确、流畅，今天为读者所熟知的《宣言》末句译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与华岗译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非常接近。二是首次收录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3篇德文版序言，使得《宣言》的文本体系更加完善。三是译文后半部分附上1888年《宣言》英文版，这也是我国首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
成仿吾、徐冰译本。1938年，中央宣传部为寻找更加忠实于原文的版本，委托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翻译德文版的《宣言》。这个译本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更准确地传达《宣言》的思想。该译本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语言更规范，表达更准确，除竖排版外，还有横排版，开始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
博古译本。1943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博古接受了重新翻译《宣言》的任务。他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译本进行了重新校译，增译了一篇1882年俄文版序言。此译本首版于1943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在各解放区广泛印行。
陈瘦石译本。1943年，国民党统治区出版陈瘦石翻译的《宣言》。由于《宣言》广泛的世界影响，不少外文书籍都对其内容进行引用和分析，西方经济学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中为方便读者理解书中观点，就附录了英文版《宣言》。陈瘦石在翻译《比较经济制度》时，将其附录的《宣言》译出，并以“经济学思想文献”之名通过审查，成为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宣言》译本。
莫斯科中译本。1948年，为了纪念《宣言》发表100周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封面上注明为“百周年纪念版”的《宣言》汉译本。这个译本主要是谢唯真根据德文版，参考国内陈望道译本、成徐译本、博古译本进行重新翻译的。这是对当前《宣言》权威译本影响深远的一个译本，其中众多译法沿用至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是怪物，还是幽灵？
精确翻译源自正确理解
从《宣言》早期的几个完整译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语句的表述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的理解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
如在最早的陈望道译本中，第一章的标题是“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一译法在成仿吾、徐冰译本中依然保留。而在博古译本中，则被译为“资产者与无产者”。显然，博古译本更为真实准确，因为与无产者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只是有产者当中的一部分。这种译法改变的背后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化。
又如，“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宣言》开头的一句，今天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对比新中国成立前《宣言》的6个中译本和现行权威译本，会发现各个时期译本对这句话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
陈望道译本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华岗译本为：“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成仿吾、徐冰译本为：“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
博古译本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陈瘦石译本为：“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
莫斯科中译本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
这句话的翻译，关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及处境的理解。“幽灵”一词传达了当权者对共产主义“有魂无形、琢磨不定”的印象并暗含一定怯意，以象征和反讽的手段表现出共产主义初具规模时的潜在震慑力。《〈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考》作者许静波认为，“幽灵”一词“最早为博古译本所使用，这是目前被认为最为准确的翻译；陈望道译本和华岗译本将其译成‘怪物’，成仿吾、徐冰译本将其译成‘巨影’，显然难以服众。”
杨金海认为，这些译文，质量在逐步提高，但都有不足之处。相比之下，今天的译文更加准确、通达、雅致。从这些译文也可以看出译者的立场。如陈瘦石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他译的这部书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作为大学经济系教学参考书的附录，所以对共产主义用了“作祟”这一贬义词，对原文有一定曲解。这也启示我们，通过研究传播史，才能把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经典著作文本的关系弄清楚；通过对其中话语体系特别是概念体系的研究，可以从整体上弄清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主要思想观点的理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