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集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完善行政复议管辖体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
完善行政复议管辖体制
进入新时代,随着行政争议的大量增加,行政复议制度面临新的挑战,现行的管辖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行政复议“条块结合”的管辖体制存在复议资源分散、案件审理标准不一、不便于群众找准复议机关、公正性不足等弊端。《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的相对集中复议管辖体制,有利于优化复议资源配置,实现“同案同判”,便利相对人申请,增强复议公正性。当前,相对集中复议管辖已成为共识,地方复议管辖试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域外立法经验表明相对集中复议管辖具有可行性。但该征求意见稿确立的管辖体制仍有一定不足。要逐步取消“条条管辖”;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确保复议的公正性;取消省级政府和国务院部门的自我管辖,改由国务院管辖;还可以考虑对复议决定不服的,由复议机关的上级政府管辖等等。复议管辖体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等行政纠纷解决体系的大框架下进行,尤其要着眼于把行政复议打造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的立法宗旨和目标定位,明确复议管辖体制的一般原则和考量因素。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刘宪权:
网络支付环境下涉信用卡犯罪对象有新解
网络支付环境下涉信用卡犯罪对象的实质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会有不同的改变。我国刑法中的“信用卡”既包括贷记卡也包括借记卡,既包括实体卡也包括无实体介质的虚拟卡。“信用卡信息”与“公民个人信息”虽然具有交叉关系,但“信用卡信息”主要与被害人账户的资金安全有关,而“公民个人信息”则主要与公民个人有关财产的信息安全相关。信用卡信息与公民个人信息在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中起着不同的定性界分作用。相关司法解释实际上已经将“冒用他人信用卡”中“信用卡”的表现形式拓展为信用卡信息资料。非银行支付账户信息理应是刑法中“信用卡信息”内容的延伸。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艳红:
确立“明知”在他洗钱中的出罪功能
刑法分则“明知”要件在限制犯罪处罚范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刑法第191条中的“明知”要件,意味着上游犯罪本犯也被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洗钱罪处罚范围扩大且惩治力度加强。然而,自洗钱定罪自然不需要“明知”,他洗钱定罪仍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予以判断。根据修正后的刑法条文文字表述,基于自洗钱与他洗钱性质与方式的不同,同时也是为了遵守联合国国际公约对他洗钱“明知”的基本要求,应确立“明知”在他洗钱中的出罪功能。通过刑事推定完成事实认定,实现对“明知”要件的证明,发挥“明知”在他洗钱犯罪认定中限制处罚范围的作用,实现他洗钱刑事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助力司法机关对洗钱罪的精准发力和精准打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韩世远:
民法典时代需重新理解婚姻本质
在新中国还没有民法的时候,1950年颁布施行了婚姻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以及民法的法典化,不应单纯停留在外在体系的层面,同时也应在内在体系层面实现新的整合。基于法典化理念、法典的层次结构以及总则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未作特别规定的场合,总则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理应适用于婚姻家庭问题。除此形式逻辑的正当性之外,透过虚假婚姻、婚姻欺诈以及婚姻错误等现实问题,也反映出以总则编规定适用于此类问题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及正当性。婚姻撤销本属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但实务中有四分之三的情形是作为行政诉讼。要重新理解婚姻的本质,正本清源,使民事的归民事,行政的归行政。
(以上依据《法学》《法律科学》《当代法学》,关仕新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