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一次中国的“大招”和韩国完全不同|新京智库
中国出台相关政策组合拳时已经做足预案。
▲2021年2月9日，韩国光州一家日托中心的孩子们集体比心迎接新年。图/IC PHOTO
文|刘远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整顿，引起广泛关注。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大招”亮相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传闻已久的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大招”正式亮相。
首先，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
其次，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第三，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意见》要求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培训。
市场已经迅速有反应。
《意见》出台后，跌跌不休的教育股再次全线大跌，新东方、好未来等校外培训机构龙头的股票应声而跌，跌幅都在50%以上。
2019年，中国K12教育（基础教育）市场规模为7629亿元，之前业界预测，到2025年将达到9468亿元左右。随着《意见》出台，这一预测不复存在。
《意见》出台对家长是一件好事
《意见》导向的局面，对中国家长而言，是一件好事。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每一次入学竞争，都需要前一次的胜利为基础。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想上个好大学，就得上一个好高中，环环相扣。
就这样，竞争的压力就顺着这个连环套，传递到童年。由此，造成剧场效应，这才是小学生负担难减的根本原因。
▲一学生在课外兴趣班上练习古筝弹奏。图片来源：新华社
所谓剧场效应，是指一个剧场中，前排的观众站起来看，这一排后面的观众也得站起来，最后，所有观众都不得不跟着站起来，否则就看不到台上的表演。到了最后面的观众，不但需要站起来，还需站在凳子上。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但看到的东西，仍然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内卷。
打破剧场效应的一种办法，是先劝导一部分人讲公德，建立共识，坐下去。
另一种办法是，进来几个管理人员，严禁任何人站起来，一旦站起来就罚款。这种办法，也能让全剧院的人坐下来。现在，这个《意见》的出台，就相当于这个管理人员。
某种程度上来说，欧美的中小学教育差不多是第一种。
比如，美国是就近上学，在哪里租房、买房，就在附近对应的公立学校上学。
美国的公立学校不会冠名重点和非重点，但学校确实有差别。这是因为房产税。
不过，即便有这种隐形的重点校机制，但其小学、初中生负担并不重。到了高中，学生的学习才开始紧张。
韩国的做法，则更像第二种。
韩国减负效果不佳
1981年，为了防止课外辅导行业过热，让教育变成普通家庭比拼财力才能获得的资源，韩国政府通过了《学院法》（学院，在韩国即指课外辅导班），禁止任何机构开设课外辅导班。
1968年，为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升学竞争，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并推动各个初中在师资、教学设施等方面实现均衡化。
1974年，韩国政府开始推广“高中平准化政策”。撤销“名牌学校”，让老师流动起来，每四年换学校，并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学生。
看起来，这些政策与中国当下的政策非常相似。
然而，事与愿违，在实施平准化教育后，韩国课外辅导疯狂增长。
1960年代初，韩国共有学院500多个，到了1975年达到了近3000个，1990年突破2.8万家。
2021年3月，韩国教育部与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在课外辅导费上每月平均花费超过5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0元），而低收入阶层每月在课外辅导费上也要花大约10万韩元。后者，几乎是低收入阶层家庭年收入的10%。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也要步韩国后尘了呢？未必。
韩国课外辅导兴起的三个原因
首先，韩国的公立教育平准化之后，放学很早，小学生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如果家长无暇照顾，就会考虑让孩子去辅导班。
其次，199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平准化政策有所回缩，搞起了“特目高”（以特性化目的举办的高中），主要分外语、科学、国际、艺术、体育、专职等门类。这些学校学费很贵，大概是普通高中的5倍。
有这种高中作为门槛，无疑提升了初中的竞争。
再次，初中的辅导班，在市场上竞争时，也在寻求好的生源。
这些辅导班会参考学生的小学成绩，或者是小学辅导班中的成绩。这就会逼迫家长在小学阶段进行辅导。
也就是说，韩国的市场化课外辅导体系，在公立教育之外，打造了另一个教育体系——“影子教育”。
韩国公立教育的平准化努力，几乎被市场抵消了。
在东亚地区，人们对教育的焦虑，有时是一种非理性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市场中一定会被放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的教育平准化之后，必然需要强力地抑制市场冲动。因为市场会填补家长的这个需求。
不过，在这一点上，韩国政府尽力了，但没成功。
因为留出了小学课余时间，让市场可以和家长的焦虑接触、发酵，课余辅导班得到了大量生源。
此外，韩国政府的执行力也不够，最后又放出了“特目高”这种变相的重点高中。最终使得减负的努力失败。
不过，即便如此，由于没有重点初中，韩国小学生的负担，相比平准化之前，仍然是降低了。
解决课外辅导的根本之法
与韩国不同，中国的相关政策组合拳出台时，已经在小学课后服务方面做了预防。
比如，《意见》明确提出，要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要求通过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同时，要求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提供高质量的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率和覆盖面。
此外，《意见》要求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教尽教。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这是减负的标本兼治的方法，也是消除家长课外辅导动机的根本之法。
我国这些政策组合拳的出台意味着，通过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会取得良好成效。
特约撰稿人|刘远举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