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是生死之交的兄弟
我的入党介绍人叫全恩民,他早我一年入党,既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生死战友。
1946年,村农会副主任全恩民找到我说:“你入党吧!”他就这样成了我的介绍人。
当时入党保密,他带我在支部书记全宝增的土屋里进行宣誓。时隔75年,入党誓词至今仍犹在耳畔,字字刻在心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全宝增是全恩民的入党介绍人,说起来,“林山”这个我用了70多年的名字,还是全宝增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本是他的化名,所以“林山”不只是个名字,更是我们三人传承下来的理想信念,永不灭失。
我入党后第二年,区里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全恩民坚定地上台报名,我也和他一样报了名。其实现场报名的并不多,领导本想再做做动员,等人多些再出发,但第二天一早,他就拉着我跑到领导面前执拗地说:“我们要即刻出发,挺进东北!早到一天,就能早一天为革命工作出一份力!”当时参军不像现在,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我俩义无反顾。
现在回想起我们参加革命的日子,依然热血沸腾。那时都没有什么文化,全恩民也一样,他没跟我讲过什么大道理,可我却能从他的每一件小事和一言一行中看到一名党员的坚定信仰和朴素作风,这些始终让我钦佩,多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
入党后,我和全恩民始终是挚友,因为我们是生死之交的患难兄弟,更是跟着党一起成长的战友伙伴!
(整理:记者沈静芳通讯员刘文欣张金硕)
我的人生导师
1961年我21岁,高中刚毕业就背着行李参了军。两年后,我考入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核潜艇专业。在那里,有幸遇到了我的人生导师刘益民。当时他是干部股股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68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我还写了很多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那个年代的特殊原因,发展党员几乎停滞不前。我那时其实有点着急,但刘益民同志一直和我谈心,他说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党组织会看到的。1970年9月的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恭喜你,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党,这也是你多年的愿望,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这些话今天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1985年7月,设立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检察院。我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到新成立的市中区检察院报到,积极重建检察秩序。转业前,我和刘益民等人合影留念。
1996年11月,我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罗波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波同志扎根乐山市市中区检察院12年后,又于2008年11月,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了黄固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黄固戈,正是我的儿子。三代检察人的坚守,将共产党人的精神赓续传承成为可能。
(整理:通讯员彭璐)
入党时我收获了爱情
口述:李烈舜(浙江省德清县检察院退休干部)
入党是我和老伴最光荣、最自豪的事。我们同时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是耄耋之年的最好礼物。
我们俩都当过老师,我现在还称呼老伴为蔡老师。她入党比我早,刚认识那会儿就是党员了,她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当时还没入党,心里瞬间很失落。但我向她说起了自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事,可以说我们的爱情也是从入党故事开始结缘的。
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时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因故没能如愿,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但并不妨碍我继续向党组织靠拢。我大学时在学校团委积极开展共青团工作,为日后成为共产党员打好思想基础。参加工作后,我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次组织上批准了。
入党那天,我特别激动。当时学校就10来名党员,我的两位介绍人一位是人事干部陈瑞华,另一位是数学老师叶汉登。我钦佩叶老师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在我心里,共产党员就像他一样,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在工作岗位上却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共产党员”最好的注脚。
这样的信念一直影响着我。不论做律师、老师还是检察官,我都守住一条准则:不管在什么岗位,只要组织需要,我都会干一行爱一行,永远为人民服务。
我们终会老去,希望年轻党员干警在建党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学史爱党、知史爱国、明史奋进!
(整理:记者范跃红通讯员沈思佳)
“铁打的”顾班长
口述:王连生(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退休干部)
顾其根是我的班长,入党比我早两年,年龄比我大三岁。1964年12月我参军入伍,是他把我接到班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爱说话,可做事一点不拖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四不怕”:不怕渴、不怕饿、不怕脏、不怕累,习惯称他是“铁打的”。
入伍第二年,我跟着他运送一批物资到团部。仓库在一座山上,下雨后的山路比较湿滑。当车驶入山路时,一段路被塌方的石头、泥土挡住了,车子无法前行。“走,扛上山!”班长向我挥挥手就扛起较重的一袋物资开始徒步上山。说是走,其实就是一步步挪。
“快点,连生!”班长话音中掺杂着粗重的喘息声。返回营地后,我“偷偷地”翻开他脱下的衣服,瞬间呆住了,只见肩膀处满是血迹。
“作为一名党员,党交给的任务要坚决完成!”这让我坚定了入党的想法:“我要成为像班长一样的人!”
1967年5月的一天,班长找到我说:“想入党吗?我做你的介绍人。”我郑重地点点头。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想真正成为一名合格党员,必须经受住党组织的考验,要记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刻听党话、跟党走。”
(整理:通讯员王运喜)
他像大哥一样关心我
我今年91岁,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65年过去了,我仍未忘记入党介绍人经常说的那句话——做人总要有信仰和追求。
1951年3月至4月,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入朝。我负过伤,在火线上写过入党申请书,还获得一枚入朝作战纪念章。1954年,部队驻防江西,我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成为发展对象后,支部确定了两名战友对我进行培养考察。
我的入党介绍人叫汪明德。他当时任连长,由于指导员暂缺,他就暂任党支部书记。他为人耿直,体壮且声音洪亮,像大哥一样关心我,帮我修改完善入党申请书,还送书拿报让我学习。
我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排长沈绍安。他身材瘦小,大我三岁,同为室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就连处对象的事都要彼此分享一下。那时他是支部组织委员,我入党后不久,他被调到步校,我们之间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我被调到原广安县检察院工作。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就会想起汪连长说的那句话。我时常教育子女们做人要清清白白、踏踏实实,要有信仰和定力,只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懈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整理:通讯员蓝江安)
老连长是我的榜样
左:付东才右:徐绪明
口述:徐绪明(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退休干部)
我的入党介绍人叫付东才,我常去探望他,他精气神和记忆力也保持得很好。每当想到他,心中总涌起敬意。
我19岁参军,四年后被分到广济县公安部队(后改名为武警中队),那时我认识了老连长付东才。我们负责看守监狱、维护地方治安,没有强健的身体和过硬的本领是不行的。在老连长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下,我多次参与追捕逃犯,先后受到连队嘉奖和通报表扬。
那个年代要表现相当好,党组织才会让入党介绍人观察你、培养你。1965年3月,经党组织培养、付东才介绍,我光荣地入了党!从那时起,我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1968年,连长退伍后到红安县武装部工作。同年,我退伍到红安工作,我和付连长又分到同一个地方,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在地方,连长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把一腔热血投入工作中,因工作需要,组织给他调换过几个单位,每个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对他赞不绝口,前年还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整理:通讯员江玉卉)
难忘队长白运来
1969年3月,我从河南省济源县应征参军,来到白运来所在的兰州军区某国防工程兵建筑团(即工兵团)成为一名宣传战士。当时白运来任团政治处宣传队长,我任副队长。
每当我困惑时,他就和我聊天谈心。一次,他饱含深情地说:“玉庆,战士们经常同苦累难险相伴,甚至会失去生命。作为文艺骨干,就要用笔把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挖掘出来,激发广大官兵英勇无畏、战天斗地的坚强意志和革命豪情。”
在白运来的言传身教下,我经常吃住在工地,先后编排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选段等,塑造了一大批英雄人物,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施工劲头和工作热情。
1971年初,白运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在支部党员大会上说:“我感觉这名战士思想觉悟高,工作踏实,能吃大苦,在担任宣传队副队长期间能以身作则,危险时刻自己能坚守到最后,我愿意介绍他加入党组织。”
1979年,我转业到检察院。从检40多年来,发挥自己微薄的光和热。正是白运来指引我入了党,教育我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要上对得起党,中对得起良心,下对得起老百姓。
(整理:通讯员汪宇堂)
堂哥带我走上革命路
右:党彦瑞
口述:党彦瑞(浙江省海盐县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
我生于1925年7月1日。家有三个兄弟姐妹,只有一亩田地,一家人生活艰难。日军入侵后,村民们纷纷外出讨饭,幸好堂哥党彦义时常接济我们。我与他走得越来越近,从未读过书的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
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还记得,1944年3月的那个晚上,堂哥把我叫到一棵大树下郑重地问我:“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不愿意为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而不惜牺牲生命?”寒风呼呼地吹着,我内心却异常火热,本就对八路军心存感激的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在荒凉的山坡上,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后,我以务农为掩护,秘密收集敌人动态,将敌人要扫荡村庄的消息传递给上级。当时入党都是保密、单线的,暴露党员身份很有可能被杀害。抗战胜利后我才公开身份。回忆起77年前堂哥介绍我入党的那个夜晚,至今仍历历在目。
(整理:本报记者范跃红通讯员魏洁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