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被称为“外交核爆炸”的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短短两句话40余字，向世界宣告：中法这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终于走到了一起。
中法建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强烈震撼，对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西方媒体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被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称为“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外交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以及两国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分歧影响，中法两国迟迟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周恩来总理曾对来华访问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说：“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的前面。中国是可以等待的，世界在变化，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
195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首次谈及两国建交问题
1962年法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立志重振“高卢金鸡”雄风的戴高乐不愿再以美国马首是瞻，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局面。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只差一个契机……
1963年8月20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来到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他在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的交谈中提出请求，希望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领导人。8月22日深夜，仍在中南海西花厅忙碌的周总理收到特急电报，内容正是驻瑞士使馆关于富尔请求的汇报。
提到富尔，周总理一点也不陌生。1957年，卸任法国总理的富尔受邀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并将他所见所感写成《蛇与龟》一书，书名取自毛泽东主席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意在表达尽管中法是隔岸相望的蛇山与龟山，但也能迎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富尔在那次访华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他的书中有过这样回忆：“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时表情凝重而自信：您已看到我们国家的情况了，看到我们目前是多么落后，任务是艰巨的。”谈话中，毛主席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形容国际形势，让富尔印象深刻。富尔在书中写到：“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时隔6年，再次面对富尔的访华请求，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富尔此行很可能是要传递法国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他当即做出部署，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义向富尔发出邀请。
不出周总理所料，富尔此次访华的确带有“官方色彩”。戴高乐总统同富尔交往密切，希望富尔作为自己的代表访问中国，他在给富尔的指示中写到：“请告诉中方，无论出于常理、传统还是未来的考虑，法国准备发展法中双边关系”用心良苦的戴高乐专门给富尔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对他“完全信任”。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
10月22日，富尔乘坐的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来京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在西花厅同富尔展开会谈。富尔谈起了周恩来四十多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岁月，并说：“现在总理是时候再去巴黎了。”在寒暄之间，富尔此次来华的目的不言自明，中法两国建交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当时的法国戴高乐政府虽想同新中国建交，却又在台湾问题上放不下包袱，拒绝主动宣布同台断交。富尔的解释是：蒋介石政府曾在二战时帮助过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对此，周总理坚定地表明中方原则，绝对不可能存在“两个中国”。他对富尔说：“我们都知道，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之下，成立了流亡政府，那么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接触，不承认现政府，而承认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呢？”
接下来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缓和气氛，给富尔更多思考时间，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对策，中方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安排富尔到内蒙古等地访问。在富尔离京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思索如何在两国建交程序问题上打破僵局。最终，中方先后向法方提出了“有步骤的建交方案”和“三点默契”方式，得到富尔大力赞赏。双方共同签署了《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收到富尔此行报告和《要点》后，戴高乐随即决定加快法中建交步伐，并指派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博马歇公使前往瑞士，同李清泉大使就建交具体事宜展开谈判。经过新一轮折冲，双方最终同意先行宣布建交，由中方发表关于“一个中国”的照会声明，而法方予以默认，解决困扰两国建交的台湾问题。
1964年1月27日，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公报。次日中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表明在台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企图。至此，中法建交大局已定。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说：“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从“北京回合”到“上海回合”再到“伯尔尼回合”，在这一曲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充分照顾对方难处，入情入理推动两国实现建交，成为谈判艺术的杰作和外交史上的创举。在两国人民的殷切期盼下，在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指引下，中国和法国最终走到了一起，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