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送外卖的王处长:12小时赚41元是因为我是“菜鸟”

日期:04-29
北京市

原标题:对话送外卖的王处长:12小时赚41元是因为我是“菜鸟”

“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上了热搜。对于自己的“火”,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说,不是他火了,是劳动者这种为梦想奋斗的精神火了。

4月29日,王林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北京市人社局开展的“局处长走流程”活动,以及他个人体验当“外卖小哥”的故事。王林说,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老百姓办事、劳动者就业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也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新京报记者吴为摄

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新京报记者吴为摄

外卖小哥的收入不错

新京报: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你,说你“火”了。

王林:其实不是我“火”了,是劳动者们“火”了,特别是他们在北京奋斗的精神。他们怀揣梦想勤劳致富,工作中的艰辛和不容易让网友有了共鸣。

第二个“火”,更多的是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北京市人社局落实市委“接诉即办、未诉先办”要求的具体实践,也是学习党史、落实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具体行动。我看了评论,大家很认可我们的活动,都说应该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群众的声音、了解群众的需求,这样才能为群众办好实事。

新京报:刚开始是不是也有个别声音说是“作秀”?

王林:这是通过节目来展现劳动者的真实工作状态,包括他们的一些内心独白,以及我们活动追求的方向,就是我们从群众中来,再走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声音变成我们文件的政策。

我看有的网友说,希望多一些这样的“秀”。

新京报:很多媒体都在讨论你说的“12小时挣41块钱”,这是刚入门的外卖员的收入水平吗?

王林:不,这是大家的误解。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笨,刚入行,是个“菜鸟”。我以前从没骑过电动自行车,更多注意的是交通安全。还有,我确实对地形不太熟悉,像我师傅他们跑那么快,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路线背下来了,不需要导航。

据我了解,快递小哥、外卖小哥,还有网约车司机,他们的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才愿意去这样努力拼搏。

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才能体会到真实的感受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体验“外卖小哥”?

王林:这些年来,新业态不断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据调查,美团去年安排了470多万个灵活就业岗位,滴滴大概是760多万个,他们都为就业做了很多贡献,同时让一些新业态的劳动者收入提高了。

但新生事物在发展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关注到这些问题,所以也在研究相关的政策文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你不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体会不到他真实的感受,外卖小哥这个职业就是这样。

新京报:这次体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林:我最大的感受是,点外卖是消费者的感受。一旦按了接单,我立马就觉得不一样了,我是有使命的,我要把消费者点的这份美食,及时、安全地送到他们手里去。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跑完一单之后看看挣了多少钱。可能一单不多,有的6块多、有的7块多,我最高有一单16块多。

通过这种实践,我才能走到他们中去,才能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才能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就像接诉即办,未诉先办。一方面,群众反映问题我们去解决,另外一方面,有些群众不好意思说,或者他还没感受到,我们就到群众当中去,未诉先办,了解他们有哪些问题,才有可能把这些实事办好。

新京报:在这次体验中,你觉得最难搞定的事情是什么?

王林:接到拍摄任务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会骑电动自行车怎么办,这是我当时面临的最客观的一个问题。但是还好,第一天上路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体验中,我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驾驶伤到别人。

第二个考虑的是,我们想走到他们中间去,但是能不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换真心。我是真心想了解他们,但是他们会不会把他们内心的真实诉求表达出来?

所以刚开始时,我跟他说我是一个自媒体人,想拍个视频,了解他们的真实体验。之前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被一些小哥拒绝了,但是因为人家确实很忙,但是后来遇到了我师傅,他还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像办事群众一样全流程体验,才能知道哪些步骤能再优化

新京报:这种体验是“局处长走流程”活动的一环,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系列活动的?

王林:“局处长走流程”是去年7月1日启动的,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实践市委接诉即办、未诉先办的要求。局长、处长走到群众中去,了解基层的实际需求,特别是要走到群众中去。

这个工作的最大亮点就是让局长、处长转换角色,换位思考,要像办事群众一样全流程体验。比如说要申请退休金或相关补贴,我们自己从网上或去窗口体验;我们还会体验咨询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听群众的具体诉求,这样才更能对难点和堵点问题更有针对性。

新京报:具体到劳动关系处,你们选取了哪些走流程的体验?

王林:对于新就业形态,我们之前会纠结劳动者和平台之间的义务关系是什么。通过这次体验,我最大的感受是,一定要分类施策。到现在,我师傅跟我说“不要一刀切”,这句话现在依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有的平台跟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签合同、上保险、保工资,但也有劳动者和平台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可能我们下一步的政策研究,更多的是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王林:通过实际调研,去基层、走流程,我们不光是走到劳动者中去,也走到平台中间去,充分调研。我们了解到,他们其实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充分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保证职工的权益,投商业保险等。

许多劳动者都是怀揣梦想来北京的,政府要充分利用市场化的手段,让劳动者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这是我们下一步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

希望成为搬运工,把群众需求搬到制定的文件里

新京报:作为政府部门的处长,你是管理服务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这次“走流程”的过程中,哪些体验让你对于目前的工作有了新思考?

王林:首先我没把自己当官员。我们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都是老百姓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很亲切。

我们政府部门一直在致力于办实事,解决群众实际的困难,把群众的话写到政策里面去。我不仅是一个制定者,还希望以后能当个搬运工,把群众实际的需要搬到我们的文件里去,这才是活动的主要目的。

同时,还有一些观念转变的问题。比如给我触动最大的是,我师傅跟我说,“我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你不要强制让我休息。”其实,他说的有道理,比如他正在黄金时段送外卖,或者他同时接了很多单,一下给他强制休息了,那他的收益就没有了。他们想多干点。

这对我触动很大。原来我们一直认为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非常累,一定需要我们去保护。但是通过这次他一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我们的保护应该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去提供保护,而不是强制保护。

新京报:目前有哪些相关政策正在研究?

王林: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门提出,支持和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我们也会拿出相关的一些措施。支持和规范,这两个是并存的。

我一直认为只有企业兴才能职工稳,只有平台做得更好,才能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劳动者提高收入。我们在支持和规范这两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关的若干措施,正在抓紧研究。

新京报记者吴为实习生李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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