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都被，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跨越百年终于回家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激动到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天龙山石窟听起来有些耳生。“春晚”上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院长杭侃告诉大家，一百年前，天龙山石窟遭到大面积盗凿，始作俑者是谁呢？今天，纪事君就为您讲述这段国宝飘零的故事——
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转自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罗征/摄
岩田《天龙山石窟》图版41截图（左图），佛首回运后拍摄的高清图片（右图罗征/摄）转自国家文物局公众微信号
无头的石窟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
1917年，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关野贞在华北考察时发现了这处石窟。他在考察报告中公布了许多天龙山石窟的照片。
天龙山石窟的精美举世瞩目,但也引来文物贩子的觊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定次郎在《天龙山佛像记》里这样写道：
大正十一年（1922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天龙山石窟佛造像
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次率队进入天龙山。
等待运输佛像的畜力车
山中定次郎与净亮和尚的合影
被山中商会盗凿的佛首
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次率队进入天龙山。这次，他将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牛车，直接赶到天龙寺住持净亮和尚的门前。
山中定次郎回忆：
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天龙寺本为守护天龙山石窟而建，但是在金钱的驱动下，净亮和尚却成为了山中定次郎的帮凶。在净亮的掩护下，动辄几十公斤重的佛头被野蛮地凿下，装箱运下天龙山。
据统计，山中定次郎一共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石刻，通过北京转运到日本，并经由山中商会的贸易路线被卖往世界各地。
1932年11月，山中商会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并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此时的天龙山石窟，已然成为一个“无头的石窟”。
山中定次郎是何许人？
山中定次郎是二战前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古董商。他早在19世纪末，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欧美。
不过，关于山中定次郎和山中商会的资料非常有限。一直以来，研究者们主要引用的是山中定次郎去世后，他的家人为其撰写的《山中定次郎传》。
日本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认为，多年来学界对山中商会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外资产被冻结，再加之停战时的混乱局面，许多相关资料都散佚了。
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载，定次郎生于1866年，是大阪古董商安达信五郎的长子，本名叫安达定次郎。
晚年的山中定次郎
1878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定次郎到另一位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定次郎小小年纪就很有想法，他一边在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一边在大阪市立商业夜校和英语私塾学习。
很快，山中吉兵卫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清楚，性格沉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他收定次郎为养子，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安达定次郎改名为山中定次郎。
事实证明，山中吉兵卫眼光不俗，山中定次郎很快就凭借他的英语知识和过人的眼光，将分店开到了美国纽约。他发现，当时欧美各国刚刚崛起的新富阶层，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山中定次郎抓住这个商机，将古董业务扩展到西方。
1900年，山中定次郎将公司改组为山中商会，并且亲自担任业务执行。此时，山中商会的分号已经遍布欧美许多城市。在此期间，他与许多西方学者、富豪、收藏家和博物馆结下深厚友谊，并为进一步开辟世界市场做了周密布局。
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需求的增大，山中定次郎把目光转向了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地上地下文物都最为丰富的中国。
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山中定次郎
1901年，山中定次郎将办事处开到了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
当时，北京刚刚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惨祸。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联军司令瓦德西向士兵们发布了可以任意抢劫5天的通告。
由劳改犯、小偷、雇佣军等组成的士兵们，顿感喜从天降，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当时正在北京的法国人皮埃尔·罗提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北、中、南三海子，仪鸾殿慈禧寝宫中的珍宝让这帮盯了两千年的眼睛再次把瞳仁放大，面对整屋没来得及摆放的内库文物艺术品，他们自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最先来到这里的是日本人，已经在里面乱翻了一通。跟着是哥萨克人、德国人，现在才轮到我们……里面珍贵的物品倾泻出来，一堆堆的碎片，像碎玻璃的溪流闪闪放光，又像搪瓷、象牙和瓷器的瀑布。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的浩劫，却是古董商贩们的狂欢。由于士兵们不能将所有抢来的艺术品带回国，许多人选择在北京就地处理。当时，整个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个露天的古玩拍卖场。从东四牌楼到西四牌楼，从天坛到前门大街……到处都有小型的拍卖场，几万联军士兵变成了几万名文物贩子。
人们从所未见的大内珍藏，第一次流落到民间，而且价格低廉得令人咋舌。据《庚子大事记》记载，一个西洋商人仅花了一元墨西哥银元，就买到了“圆径三分之珊瑚珠百余颗”。
不难想象，为什么山中定次郎会在此时将办事处开到北京。
山中定次郎主要靠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来收集落魄王孙们出售的皇家珍品。那些年，山中定次郎每年定期来北京两次，每次大概停留两周时间。
每次，北京支店的店长高田又四郎都会事先联络好北京古玩行的各商号，来山中商会院中摆摊。琳琅满目的古玩被摆放在6尺的长桌上，山中定次郎带着欧美各个分店的采购人员，按照各个市场的需求一一挑选。
每天都有不下200名古玩商，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乘坐着人力车，抱着大包小包涌入山中商会北京支店的小院里。曾目睹过此情此景的壶中居老板广田不弧斋用“壮观”一词形容：
一听说山中老先生来北京，北京的一流至二三流同业和杂货店主，就都显得很活跃。老先生早晨在北京分店采购物品。在老先生从住宿的扶桑馆饭店前往麻线胡同分店之前，分店里，从大门口到里面的通路上，以至宽敞的庭院中，就挤满了很多同业者。大家争先恐后地打开包袱，摆上各种物品。三代的铜器、石器、陶瓷器，各个时代的佛教美术、金、银、铜、锡器……这些同业者摆列物品的情景，实在壮观……老先生上午在这儿收购完，下午去各一流同业者的店铺，还去买收藏家想卖的东西……每次全中国的同业者和杂货商人，都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他们都以敬仰之心迎接山中老先生。而且，我在各处看到所有一流同业者的私室里，都装饰着老先生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董商争先恐后地给山中商会送货呢？
当时的日本古董商仓桥藤治郎在给山中定次郎写的悼文中提到，一般的古董店对外行人和稍次级的古董商压价压得很低，但山中定次郎却不这样做。他给下线古董商开出的价格很高，也就极大地调动了中小古董商的积极性。
山中定次郎在北京的时间并不多，平时的买卖活动都是由他北京分店伙计打理。只有牵涉重大购买项目时，他才会亲自露面。
1912年，山中定次郎遇到一件千载难逢的大生意。
买空恭王府
1912年初，小恭王溥伟逃到青岛，与肃亲王善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谋划着招兵买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事。为了凑足复辟经费，他打算把恭王府中的文物珍玩打包出售。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和冈田友次的陪同下，来到了恭王府。
当时，溥伟逃到青岛，他的母亲避居西山戒台寺，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知名大画家溥儒，也避居戒台寺内。山中定次郎造访时，偌大的一个恭王府竟一个主人都没有。
经过一番复杂的手续后，山中定次郎一行人被管家引入恭王府。在“1913年纽约拍卖图录前言”中，山中定次郎这样描述他踏入恭王府的情景：
穿过恭王府一道又一道大门，是排列整齐的建筑，居住着恭亲王的家人、侍从等三四百人，还有供王府护卫队居住的区域……院落的后面，穿过花园的中心，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是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看上去十分坚固，呈L形，这座建筑可以被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
穿过这个藏宝楼，走进一座石拱门，是一座花园，园内奇花异草掩映着茶室、湖心亭和赏月台，在这样一个地方，欣赏着秀丽的自然景色和精美的艺术珍品，人们肯定会流连忘返。
这次交易中山中定次郎与恭王府管家的合影
恭王府大门
山中定次郎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第一次踏入恭王府，他还是被这座王府的奢华震撼了。从这段描述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到他当时的激动心情。
这也难怪，因为有清一代，没有哪个王府像恭王府那样达到了王府建筑与收藏的顶峰。恭王府收藏的古玩和艺术品，数量之多，档次之高，仅次于紫禁城。
山中定次郎走入恭王府中，犹如走入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山中定次郎传》中这样写道：
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
然而，面对眼前巨大的宝藏，恭王府的大管家却完全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和市场行情。山中定次郎回忆，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用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其实，也不能怪恭王府的管家无知，常年生活在金山银山中，恭王府内所有人对这些奇珍异宝都已经麻木了。清王朝灭亡后，许多没落王孙都依靠变卖家产来维持奢华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宝贝当回事儿。
上世纪30年代，溥儒将唐代大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卖给了英国人。大收藏家张伯驹得知后，极为愤慨。溥儒却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吗？”从主人对府内珍玩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仆人贱卖的举动。
恭王府的收藏分为如意库、书画库、玉器库、青铜器库等几十个宝库。在这次非同寻常的收购中，恭王府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谁也说不清楚。
原恭王府文物保管处处长鲁宁告诉纪事君，当时山中定次郎带了两个伙计，一同来到恭王府，显然是为了清点账目的。恭王府的大管家在处理了这么一大笔珍玩后，也不可能不给主家报账，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据鲁宁推断，一方面溥伟不愿意背负出卖祖宗收藏的恶名，一方面高调拍卖很可能会引起民国政府的注意，因此无论是山中商会还是溥伟，都有意掩盖了这次交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番权衡之后，山中定次郎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青铜器、玉器、翡翠、陶瓷等几乎全部收藏。
具体的名目和交易数额，连《山中定次郎传》中也是欲言又止，只含糊地写道：“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
这次交易奠定了山中定次郎成为世界级大古董商的基础。交易之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感慨地说：“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在这次交易中，山中定次郎到底从恭王府买了多少文物，成交价是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唯一流露出的一点蛛丝马迹是，一年以后溥伟为了推动复辟活动，又想把恭王府的地卖给正金银行。
据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记载，溥伟派汪钟霖找到他说：“恭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200万两白银的土地，恭王爷想把所有土地抵押给正金银行，限期3年，借款50万两。拜托您与正金银行交涉一下。”
宗方小太郎找正金银行经理疏通，经理说：“恭亲王以前卖书画古董藏品得款约为40万元，现在又要借款50万元，这或许是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保护王府？希望您能将他借款的本意告诉本店。”
宗方小太郎向汪钟霖转达了正金银行方面的担心，并询问溥伟典押地产的本意。汪钟霖说：“绝非为了保护王府。恭亲王为了联络各地同志，要在济南、汉口、上海等七地设立机关。经费一年大约要11万，3年要30万。”溥伟天真地认为，3年复辟必成，借50万大洋够了。
鲁宁推断，这段记录中，正金银行经理提到的溥伟卖文物得到的40万元，很可能就是他与山中商会交易的金额。
有图录为证
恭王府的这批文物后来流落何方？由于缺乏原始的交易记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幸而山中商会在收购了这样一大批文物后，曾在纽约和伦敦两地举行过两次盛大的拍卖会，才为这些文物留下了部分记录。
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来自全球的大古董商、收藏家和各大博物馆云集美国纽约，赶来参加山中商会举行的“恭王府收藏拍卖会”。
1913年纽约被拍卖的恭王府旧藏之笔筒
纽约1913年恭王府拍卖图录
1913年纽约被拍卖的恭亲王收藏之清乾隆御制紫檀漆地嵌玉圆光座屏。2010年，这对恭王府屏风在香港佳士得再次上拍，成交价3202万港元。
1913年纽约被拍卖的恭王府旧藏之青铜器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拍品，山中定次郎为上拍的文物精心印制了图录。据图录记载，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上面不但印有文物的图片，还有英文简介。鲁宁告诉纪事君，这本图录上的文物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恭王府流失文物。
那次拍卖会空前成功，拍品无一流拍，销售总额达280435美元，单件文物的成交价格最高达到6400美元，创出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
不久后，山中商会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拍卖会，上拍的文物110多件，以玉石为主，拍卖额6255英镑。
山中商会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总额，折合成日元不过60万元左右。1914年3月发行的《书画古董杂志》曾记载，山中商会买下了180万日元的古董书画。杂志中虽然没有说明“180万日元”的文物是否全部来自恭王府，但是这个价格与60万日元相去甚远。
富田升教授推测，在拍卖前的一年中，山中商会已经通过商店零售的方式，陆续出售了许多恭王府文物。这两次拍卖会，不过是清理库存而已。
那些通过零售方式出售的文物具体是什么，有多少？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富田升估计，山中定次郎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在2000件左右。
山中商会的覆灭
1936年底，山中定次郎去世，山中商会的鼎盛时期也随着他一去不复返。
1937年，山中商会在伦敦举办的展览会，成为它最后一次常规展览。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古玩市场一片惨淡。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各个分店统一由联合国财产管理局管理。山中商会正式停业。
1944年五六月之间，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库存被分23次拍卖。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终于走向了覆灭。
多年来，山中商会到底从中国盗取了多少国宝，已无法考证。所幸，2021年2月11日晚，农历春节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飘零百年，国宝终回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