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思聪“继承家业”前也得先做这件事，他们如何送企业走好“最后一程”？
今年1月，王思聪与其父王健林一同成立了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有猜测称，这或是王思聪回万达接班的信号。很快便有人想到，王思聪前些年投资成立了多家公司，却都深陷经营不善的局面，这些公司现在怎么样了？日前，上海破产法庭召开发布会，透露了一些端倪。王思聪名下的熊猫互娱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近9000件库存货品通过网拍以3100万元成交。
2020年，上海破产法庭受理破产、强制清算、衍生诉讼等各类案件共计1567件，同比增长32.7%；审结1250件，同比增长102.3%。今天是上海破产法庭成立两周年，这家专门法庭为何会被人们寄予厚望？
“长生不死”的困局
在普通人眼中，破产或许是一个“不吉利”的词汇。但对于企业家来说，破产制度在挽救企业、整体性化解债务危机、保护债权人权益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破产法庭庭长俞秋玮介绍，我国法律很早就规定了破产制度，但因种种原因，这一制度长期处于沉睡状态。
市场经济环境下，总有一些企业会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破产制度的缺位，让这些企业难以注销，陷入了“长生不死”的困局。对于背后的企业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一直背负着上一次失败产生的巨额债务，深陷各种债务官司中，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甚至有企业家因此自杀。同样，债权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权益受损，就算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拿不回钱款。
“一家企业破产，可能会产生几千个债权人。先起诉的拿到了执行的财产，后起诉的就啥也没有，这也不太公平。”俞秋玮说，被起诉的企业家因为无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受到限制购买高铁机票等等处罚，给他们的工作造成巨大不便，进一步影响偿还能力，陷入恶性循环中。
前几年，“破产”这一概念随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数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上海多位人大代表呼吁，及时唤醒破产制度。2019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在回答人大代表提问时明确，上海将于2019年2月1日正式成立破产法庭。
打通“死亡”这条路
破产法庭成立了，但打通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组数据可以看出端倪：去年，上海法官人均办案307件，换算下来每个工作日不止一件。但是，破产案件的平均办理天数却达到了200多天。漫长的时间背后，是数不尽的繁琐。
“我们的破产法官都是多面手。”俞秋玮说，破产法官不仅要精通破产法、公司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还要有非常强大的协调能力。这与破产案件的特点有关。一般案件中，法官是主导者，但在破产案件中，由律师担纲的破产管理人才是主要推进者，法官更多扮演的是监督者和协调者。
在上海破产法庭办理过的案件中，最多的曾出现数万名债权人。要制定一个破产方案，让这数万人大部分接受，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这数万人都能拿到方案，能同时进行表决？有法官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过去破产案件难办，与传统线下会议高昂的会务、场地租赁、现场秩序安保维护等费用支出也有很大关系，“几万人参会，难道要去租个足球场？”
因此，上海破产法庭研发了在线申报债权系统，实行网络债权人会议运行常态化。全年共召开网债会465场，占全部债会89.8%；会议材料以电子版上传网络，1.6万余户债权人线上阅读、通过网络参会。
“和执行案件相比，破产制度可以更公平地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对于那些主观上没有恶意，只是因经营不善导致欠债的企业家，也是一次重头再来的机会。”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韩长印说。
除了清算，亦可重生
据称，当上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正式挂牌时，引来了周边企业的抗议，认为“太不吉利了”。在俞秋玮看来，这是对破产制度的狭隘理解，除了如熊猫互娱这般拍卖固定资产进行破产清算外，破产制度还包含了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两大块内容。如果说破产清算是“入殓师”，后两者则更像救死扶伤的医生，给企业一次“重生”的机会。
去年，上海破产法庭办理的破产案件中，有20件实现了重整或和解。明虹投资、天海防务、祥发危险品、中电电气等4家企业重整成功，500余户债权人逾38亿余元债权及时得到清理；保住职工就业359人，逾5万平方米的房产、上千套机械设备、价值2000万余元的专利和商标权等生产要素得以继续发挥营运价值。和兴玻璃、延华高科等16件破产清算案件成功和解，清理债务金额6.08亿余元，盘活了价值2.35亿余元的资产，保住了70名职工就业，帮助债务人摆脱困境，重回正常经营。
当然，破产不是企业家逃避责任的手段。去年，上海破产法庭在审理某房地产公司自行申请破产一案中，发现该公司提交了虚假财务资料，有恶意逃债之嫌，遂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并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调查。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闲乐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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