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严复逝世99周年：在大转型时代，从变革者到守旧老人
撰文|罗东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翻译家、教育家，曾翻译《天演论》、创办《国闻报》。图为《启蒙先贤——严复》。
喘息声从胸腔中艰难流出，一阵接一阵，微弱而沉重。1921年10月的严复先生不行了，身体在五十岁以来就每况愈下，而咳喘病，还有用来缓解痛苦的鸦片，已成了生活中最折磨他的两件事。
不过，他强忍着在书桌旁坐下，决定提前留下遗嘱，“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结束了简短的开篇，随即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列在了遗嘱赠言的第一条，希望自己的子女、同时代人和来者既不固守但也不偏废中国千年来的传统。他主张“旧法可损益”，相信温和的改良和启蒙方案，比激进的革命更可能指引探索出现代化的方向。
1921年10月27日，遗嘱成信刚两周，严复在福州郎官巷16号的住宅中撒手人寰了，终年67岁。他结束了身体的痛苦，也结束了在世人看来矛盾且不可理解的一生。既被推崇为开一代风气的变革思想家，也被惋惜在晚年落伍于时代而变成一个守旧的保守老人，其矛盾形象被长期定格于此。
一个被选择性叙述的严复
严复写下遗嘱的第二周，也即逝世的前一周，武昌起义迎来了十周年纪念日，梁启超撰文评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简单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
民主共和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在成为一个上升中的共识。严复到临终仍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在于温和改良，显得不太合乎时宜，在文化精英中并未收到追随他的回声。
而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就发表过《政治讲义》和《<民约>评议》等文，批判卢梭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导致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混乱局面。他指出卢梭的《民约》
（即今译《社会契约论》）
得到国内追捧后，“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所谓“谬”，错在哪里？严复说，社会契约论仅仅是卢梭自己推演出来的，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即便远古人也未必是自由的，而帝制也不是一无是处，据此将卢梭的学说比拟于占星学。应该说，严复在理解卢梭的学说上是存在偏差的，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反对辛亥革命和那时的革命风潮。到了民国初年，他直接批评了初年的议会民主政治，肯定袁世凯的“权威政治”而提出被称为“尊孔保教”的主张。
《严复论学集》，严复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7月。
文化精英很困惑，不禁怀念起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严复。甲午战争爆发了，他是那样的义愤填膺，在新式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抨击晚清时政而挥斥方遒，康有为和梁启超还表示了他们对这些时论文章由衷的钦佩；戊戌变法失败了，尽管严复未直接参加变法行动，他也同样沉浸在持续的悲痛中，站出来表达他的悲愤和同情，专门作下长诗《哭林晚翠》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这是青年和中年的严复，既被归入到革命派思想家，也被认为是戊戌变法派的同道之士。这样的归类，似不为过。
严复又的确反对民国初年的议会民主政治，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列席了筹安会，很自然而然地被解读是“落伍于时代”了。另一方面，严复毕竟是晚清以来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毕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启蒙事业，批判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学顽固派，翻译了欧洲近代启蒙和工业革命的重要典籍，也力推过自由和民主思想。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严复，既然难以理解，文化知识界于是选择性地赞扬和尊崇为中国做出过翻译贡献的严复。革命和政治人物同样宣传批判封建制度的严复，而不谈晚年严复。很长一段时间内，晚年的严复通常存在于那些尖锐的批判和责骂声里，生活混乱，吸食鸦片，沾染海洛因，而这些又确实在他的中英文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惟适之安》，黄克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等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时，严复的政治思想渐渐得到了多元的理解。本杰明·史华兹
（也译作史华慈）
的《寻求富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
等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翻译出版。萧功秦、黄克武等海内外研究严复的学者，主张重新认识严复，从他早期到晚年的主要著作、按语和书信中做出分析，提出他们的判断：严复不存在世人所以为的“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的断裂。严复从不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派或革命派，贯彻始终的是他若隐若现的渐进改良思想，即便是在《孟德斯鸠法意》
（即今译《论法的精神》）
卷五的按语中猛烈地批判帝制，“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却也没有认为应立即在中国取消君主政治。他推崇并强调欧洲的个性和自由，但是他并未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者。
《寻求富强》，[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 2016年8月。
一个孤独的冷峻探索者
严复在艰难的喘息中逝世了，所育五男四女，在临终时也只有二女儿严璆陪伴在身边，可谓“名副其实”地逝于寂寞。这或许也昭示了严复在政治思想上的孤独，如今看来，尽管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等职务，他的主张显然既没有得到时代的回声，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门生。
晚清政局剧变，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都面临了西洋的冲击，如何在中西文明中做出选择成为那时最深刻的问题。如果说严复是温和的保守主义，却并不特殊，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派大致都如此。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洋的自由和民主的推崇更加持续和坚定，判断出那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虽如此，他最终还是和同样主张学习西洋的革命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严复双重否定了保守派和革命派。他的基本观点是，不管是欧洲的工业文明，还是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都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是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过程中演化出来的社会有机组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自主的企业、团体与个人，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以及议会民主政体等，都是社会有机体内“各司其职”的“器官”，彼此相互配合与依存。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科举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内部“相资相用”的因子。如此一来，在他看来，剥离西方的某一个组成器官做移植，都可能因失去了西洋社会的整体环境而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无法协调。
严复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
严复的这一思想源泉，是他翻译达尔文进化论主将赫胥黎的《天演论》
（即今译《进化与伦理》）
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即今译《社会学研究》）
。欧洲早期社会学模仿生物学而提出的“社会有机论”，将社会的构成比拟于生物的器官。同时，社会的有机的构成又是变迁的，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学提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思想，演变过来的社会进化论将社会文明同样认为是成序列进化，而存在先进与落后的优劣。
很显然，严复意识到了中国在西洋文明面前的地位改变，却又由于受“社会有机论”的影响，而选择了渐进启蒙的路径。帝制和农业文明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如果国民性的基础不改，“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革命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但这不意味着严复否定现代的自由和民主。他论述八股的局限，“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倡导办新式学校，欣赏西洋各国“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重视教育。
严复的选择源于他相信以“开启民智”的启蒙事业为根基，现代化的未来才可能。在此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895年的文章《原强》中就比较早地称呼中国人为“病夫”了。为了启蒙事业，即便翻译《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等书，严复也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
1895年3月严复又在《直报》发表《原强》，提出将开启民智、丰裕民力、教化民德作为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
虽然被指早年傲慢，严复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冷峻而务实的探索者，不附庸浪漫主义的潮流，在复杂的中西文明碰撞中寻求中庸温和的道路。但自古以来，经济和军事就很容易分出胜负，文化和观念就困难得多，往往只能依靠争取“民意”而论证优劣。晚清民初，遭遇西方的冲击，政治和社会氛围比较难以接受偏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拔本塞源”的革命主张更能赢得支持。即便在多年后，人们也会因为一时一地的背景选择性回忆历史，或推崇革命，或推崇改良。
而历经一个世纪，严复的面孔依然不是那么清晰。他既推崇西洋的自主和自由，也主张婚姻的目的是“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故必须承父母之命”，致使长子严璩和三子严琥终身受此之累。他既翻译西洋典籍，也卧床吸食鸦片。私人生活中的他，曾经或被回避，或被丑化，现在又有了一些辩护和诗意的美化。但是，这正是严复，一个有着自己的局限和痛苦的人。
历史很难像实验一样进行假设、控制变量。晚清民初，严复的思想是否更可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不得而知，而一切惋惜和感叹只能是推测。数十年后，推崇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兴起，严复对传统中国的观点被选择性使用，而不顾他完整的思想。显然，严复所指出的晚清民初的“国民性”，“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经过百年中国的努力和反思已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也正是他毕生从事的“启蒙”事业的目标所在。
本文原刊于2016年10月2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罗东
编辑｜张婷孔雪罗东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