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未来的现代化，应有探索不同发展道路的空间
编者按：
李录是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和查理·芒格家族的资产管理人，被查理·芒格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作为投资家，需要有高瞻远瞩把握时势的能力，李录在其最近出版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从1.0文明到3.0文明演化的思想，讨论了现代化的诞生、本质与铁律等问题，也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的政治与经济博弈，展现出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他对3.0的现代化科技文明作出了诠释：一个美国主导的、依赖一系列制度和机构来维持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有很大的包容性，依赖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和科技发展双擎驱动。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是在这套国际秩序之下进行的，中美之间的博弈难以避免，未来中国需要更多地加入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而中国要释放更多的创新潜能，必须开放更多元的思想市场。本文为《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吴晨为此书撰写的评论。
撰文|吴晨
在李录新著《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的前半部分，我读出了《人类简史》的影子。他用一套极简而又逻辑清晰的叙事，来描述近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即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大分流”——过去500年，西欧在文艺复兴、大航海探索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展上不仅超越了古老的东方
（包括中国）
，而且把东方远远甩在了后面。在理解“大分流”的根源之后，再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赶超型的发展已然取得巨大成就，不过，未来塑造创新型国家的图景仍然充满变数，如何为未来的发展谋划进路，是另一道亟待解答的问题。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李录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关于“大分流”叙事的补充意见
李录在叙事中采纳了不少新近的西方研究，归纳出“大分流”的三个先后衔接又相互递进的因素。
首先，西欧的探险家发现美洲新大陆，而美洲原住民又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消灭殆尽，美洲殖民地成为欧洲的大粮仓，这让欧洲经济出现了一次突发的、巨大的、持续的增长。紧接着，与地理大发现伴随而来的是科学技术革命，因为更广阔的市场对科技有强烈的需求，也引发思想上、精神上的革命，欧洲思想出现了一次爆炸式的剧变，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这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欧的跃升。随后，英美开启了人类文明从2.0的农耕文明向3.0的全球化商业科技文明的跃迁。在从2.0向3.0的演进初期，殖民侵略战争、列强之间的战争交错进行，土地和市场同时成为争夺的核心。美国奠定了3.0全球化科技文明，建立了一系列世界性的组织，构建了一个全球市场的治理体系，并始终牢牢把握这个全球市场的规则制定权、市场准入权和制裁清除权。被科技赋能的自由市场在竞争中胜出，并保持巨大的生命力。
这样的叙事很有说服力，却忽略了一点同样重要的叙事。斯坦福教授沙伊德尔
（Walter Scheidel）
，在分析为什么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不复大一统的新书《Escape from Rome》
（逃离罗马）
中就提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政治上邦国林立的分裂与文化上的相对融合
（拜拉丁语与天主教所赐）
，是欧洲近代在大分流中胜出的重要基础。政治权力为世俗的王权所控制，军事权力为封建诸侯和骑士所垄断，政教分离之外天主教在全欧洲遍布网络，而商业权力却在封建诸侯与新兴的都市商人的博弈中日渐偏向后者。分裂与分权的结果，是征税、开战等大政方针都依赖开会协商定夺，成为后世代议制发展的滥觞；同样，邦国林立的竞争又是对称的，没有出现中国战国后期强秦独大的局面。邦国在西欧的均衡，让竞争的面向变得更多元，不只是武力的竞争，更是商业、科技、思想的竞争，而科技与思想的创新，又因为没有一统的世袭皇权而更容易推陈出新；同样的均衡态势也刺激了邦国向外扩张、寻求殖民地和资源的冲动，成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动因之一。
并不是说李录在书中刻意回避“多中心带来良性竞争”的叙事。只是在把有着两千年大一统传统的中国和西欧作比较的时候，如果要深入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文明演进路径，绝不是书中收录的文章篇幅所能涵盖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竞争引发的创新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拥有更多试错的空间，适用于科学发展，也适用于制度创造，这其实是在探讨大分流时值得更多着墨的地方。
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中的三峡大坝。科学技术是经济竞争的关键要素，但观念的水位同样有高下之分。
对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判断
历史演进不是李录着眼所在，当下的中美竞争才是，而他对中国当前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定位十分准确。李录对3.0的现代化科技文明作出了诠释：一个美国主导的、依赖一系列制度和机构来维持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有很大的包容性，依赖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和科技发展双擎驱动。
欧美推动的全球化给了中国以发展的参照系，也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向度。李录称之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2.5版本，恰好在已经走出的农耕文明和尚未完全迈进的商业科技文明之间，仍然在向前演进，也因此仍然存在变数。过去40年经济快速发展追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在未来以创新为主流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越来越不适用。登顶的过程需要创新、需要试错、需要推动国内自由的市场和为科技创新构建更丰沃的土壤，变革在所难免。
李录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来比喻，强调如果国有经济不变成国资经济
（推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至少不再保留僵尸企业）
，那么中国的转型就会很难。他在书中大胆地提出了“3.0文明的铁律”，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而现代科技的接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最大的市场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国家如果离开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闭关锁国或者另起炉灶就会导致相对落后，而当不断进步的科技与自由市场结合使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状态时，社会进入了3.0的文明现代化时代。
全球化市场经历竞争而胜出，科技是当下发展最重要推手，这两点判断很正确。但如果说现代化只有这两大表征，而两者互动就一定推动可持续发展，则值得商榷。
首先，不断进步的科技是什么？李录显然与很多投资人一样，都认同科技乐观主义或者科技万能主义，认为只要科技进步，就能给人类带来财富。殊不知，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让很多工作被取代，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把“上瘾”当作一种商业模式，同时又不断鼓励普罗大众用时间和隐私来换取美其名曰“免费”的服务，都很难说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一定能在推动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有效配置资源。以美国为例，政府仍然扮演重要的基础研究投资者，国防部研究局就是一例。
其次，对自由市场也需要加上限定词。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恰恰指出，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可能着眼于短期的效率，而无视长期的发展，而且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在股市高歌猛进的时代将大笔利润用于股票回购、推高股价让内部人
（管理层）
自肥，当冲击到来之后却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而需要申请政府救济来纾困。自由市场最近演化出的“赢家通吃”问题，即大企业富可敌国，而中小企业发展困难，尤其市场与高科技结合所催生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构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杀戮地带，也让市场竞争推动创新的论断面临新考验。
对全球化晚近发展的批评，并不会掩盖李录对中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的重要性。充分市场和科技创新，都还有很多改革要推进，而推动创新的办法是进一步完善思想市场。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该片突出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差异。
中国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
2018年诺奖得主、经济学家罗默就曾经强调，思想的碰撞是以乘数演进的。李录对思想市场也推崇备至，他强调在思想市场中“1+1>4”，与罗默对知识经济的判断不谋而合。思想的交流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收益，因为无形资产交流过程中，没有人会失去，每个人都拥有了新东西，而且在碰撞过程中又有可能产生新思维。推而广之，知识经济之所以能够更快发展，恰恰因为思想的市场能力得到释放，因为所有新的发明、创见与创造，都是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
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充分的思想市场，已经成为科技文明的常态，当然也是现代化3.0的标配。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进步，让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人文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不同的思想在交流、交换、激荡，在激荡之中又可以在时代的语境中对思想进行检验和淘洗。由此，知识得以在共同事实、逻辑下形成积累，社会共识不断加深。
中国在创新上与西方的差距，突出表现在思想市场潜能的释放方面。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有商品的交易，而缺失了思想领域的交流、碰撞、激辩、融通，那么这样的全球化是不完全和不完整的。如果给思想的交流树立这样那样的隔阂和藩篱，那受损失的仍然会是我们自己。
同样，在迈向3.0文明的演进道路上，李录提出决不能与世界脱钩。在波谲诡异的当下这一论断也非常重要，充分利用现代文明3.0的发展框架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3.0的现代化图景中，原本就有探索不同发展道路的空间，但这需要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也更努力地开放思想的多元市场，让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能奠定更坚实的社会共识、培育更丰沃的创新土壤。
撰文吴晨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