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许倬云：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
今年七月，历史学家许倬云年满九十。最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也将成为他的封笔之作。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一个江南士大夫家庭。他的人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既有着旧式文人的气质和情怀，也能把握时代脉动、紧跟社会潮流。他的学思历程纵横东西之间，既带有东方文明的视角和认同，也深谙西方文明的往来之道。他的历史写作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既有扎实的学术成就，也因历史通俗写作而蜚声于世。他试图为学界与大众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桥梁”蕴含着许倬云对中华文明的深深眷恋和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切与责任。在专业化与通俗化两种写作模式日渐泾渭分明的当下，许倬云的公共历史写作，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呢？
对许多人来说，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
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
《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6版专题《许倬云——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
撰文丨徐悦东
1
抗战的经历
浸染出成长底色
在采访许倬云的那期《十三邀》里，有一处感人的段落：当许倬云聊到抗战时期的经历，他眼里忍不住泛红，声音变得沙哑。妻子孙曼丽赶紧过来打圆场，帮他擦眼泪：“一谈打仗他就会哭得稀里糊涂。”就像好的编剧在设计人物时，都会精心设计该人物童年经历的大事，这些事会深刻影响人物的性格、观念甚至潜意识里的欲望，是人物成长的底色。抗战之于许倬云就是这样的大事。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学贯中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抗战时，许倬云的父亲是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年幼的许倬云跟着父亲到处奔波，深入中国内陆农村的百姓生活，得以看到富庶的江南未看到过的景象：贫苦百姓日常如何劳作、如何接待战争难民，当然，还少不了饥饿和恐慌。
抗战开始时许倬云才七岁。由于天生残疾，他还不能站立，直到十三岁才能拄拐走路。正因为行动不便，许倬云经常被摆在农村的土墩、石磨或板凳上，静静地旁观这个世界。历史学家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也正因这段经历，许倬云对中国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感兴趣。
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
许倬云与小姑妈、八弟及凌弟在沙市江边（1937）。
抗战期间，许倬云父亲在湖南、湖北、河南和安徽组织运输网，这也许让许倬云很早就认识到道路和交通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在后来对中华文明的思考和写作中，许倬云不断强调道路的意义：由于无内海，中国需发展庞大的道路体系，以聚合如此庞大的国家。与水运相比，陆路的道路体系能将各个部分更长久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说，中国的扩张，不是面的扩大，而是线的延长。
这也是中国为何总趋向大一统而西方的统一难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倬云提出，罗马帝国的海路使得帝国易合易散。汉朝虽然结合起来难，但一旦形成具体而持久的联系，整体就不易分散，所以有分久必合的说法。中国文化恰恰也随着道路的延伸而扩展。汉代在边区的治理，设的不是郡县而是“道”，代表开拓的路线，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道”，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是“路”，都体现出道路的重要性。许倬云总结说，“道”有其抽象意义，治道、大道、小道、王道以至至道，都从“道路”衍生出来。由于中国地处大陆，道路文化源远流长。因此，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大河的文化，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
在许倬云的许多思考中，除了抗战给他带来的影响外，我们还能看出家世所留下来的痕迹。许倬云出生于无锡的一个缙绅世家。那时，江南士绅阶层在当地基层的影响力颇大，实际上实行着某种程度的自治。这也深刻影响了许倬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看法。在他为大众而写的史书中，读者也常常能发现对士绅阶层的脉脉温存。
士绅阶层的出身，让许倬云在对社会的思考中，更为强调社会网络的功能。士绅阶层有着城市和农村双重属性，他们是政治权力和农村社会的连接点，还不断生产知识分子、为官场提供官员，并通过社会网络传播政治信息。他们通过婚丧喜庆等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产，亦官亦商。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许家家境中落。许倬云的父亲早早考上海军学堂，接受了英式的海军教育，并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父亲虽是武官出身，但人文素养很高。抗战胜利后，许倬云的父母就劝他去上学，于是，他就去了辅仁中学读高中。在这之前，许倬云并未系统上过学。父亲读什么书或报刊，他就跟着读。父亲会把文章仔细分析给他听。因许倬云当时爱看武侠小说，父亲就劝他读《史记》，这是他最初的历史启蒙，也奠定了他对历史的喜好。
辅仁中学的附近就是东林书院旧址。明代东林士风讲求忧心家国、经世致用，这种学风也影响了当时辅仁中学。学校的教育让许倬云之前杂乱的知识体系有了框架。许倬云的强项是理科，但由于身体原因，他有次拿不稳试管几乎引发火灾，这断了他读理科的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国史大纲》在抗战时期产生，那时正值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所以《国史大纲》的史观是一种民族史观，这也深深影响了许倬云。直到许倬云出国后，他的民族史观才有所改变，这使他后来能写出像《万古江河》这样具有世界史观的作品。
2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
奠定治学范式
以赛亚·伯林曾有个著名的比喻，即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许倬云明显是“狐狸型”的学者——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游走横跨于不同领域。虽然如此，万变之中不变的是，他有着成熟稳定的核心问题意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这些大都从他的求学时代开始逐步被建立起来。
许多人对许倬云的转系故事耳熟能详。入读台大之后，他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傅斯年校长注意到他入校考试的国文和历史的成绩，建议他去历史系，还有其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也如此建议，就这样，许倬云转入了历史系。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当时台大的历史系老师多学生少，学生跟老师交流的机会很多。许倬云常常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李宗侗、董作宾、李济、凌纯声和劳幹等许多不同风格和学术范式的一流学者一起训练许倬云，让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比如，沈刚伯的西洋史课程带他理解宏观的历史变迁，而劳幹让他学会处理史料和判断证据，以重建古代的制度和生活。考古实证论者李济在课上教会了他如何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的演变和趋向。
除历史外，许倬云兴趣广泛。他选课加旁听的课程横跨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考古人类学系。他的身体条件也使他不能乱跑，只能好好学习。他戏称自己“乱撒网”，到处学习新知识。
在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许倬云开始明确对上古史的喜好。论文中，他将《左传》的人物排列谱系；同时他学习“三礼”，并想从《礼记》中寻索古代信仰。这些都为他日后理解中国文化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求学时期的许倬云。
入读芝加哥大学是许倬云求学生涯的转折点。胡适特意帮许倬云争取了奖学金，这使他能在1957年坐船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当年，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任期结束不久，芝加哥大学还继续保持着那种博雅、开放和自由的学风——学生的学程安排，全由学生自己兴趣发展。这都跟许倬云“狐狸型”的学术知识架构和取向特别契合。所以，他历史系的课选的不多，反而选了许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课。
在芝大，许倬云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觉得许倬云不该读中国的东西，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就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此外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学习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后，许倬云将它们的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并影响了波斯、古希腊、雅利安、犹太教等文明。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许倬云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在前两片地区融合之后，南方的吴越和西南夷成为了第四片地区。这些地区互相影响，最终融合。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关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或许是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许倬云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关怀出现时，古代文化才突破进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为特定的价值观的阐释者和传授者。许倬云则聚焦于，在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到底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许倬云才能得以进一步解释韦伯命题和李约瑟命题的意义。
当时，芝大是马克斯·韦伯思想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许倬云也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
（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就很“韦伯”——他尝试使用统计方法，根据春秋战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变量如何配合而变动，还顾及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升降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许倬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经常会关注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一系列变量配合才有其特定变化。“网络”、“变量”、“关联”、“互动”一直是许倬云历史著作里的高频词汇。这种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视角，贯穿了许倬云一生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写作。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时，许倬云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体系网络”，颇具有系统论色彩。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留影。
韦伯除了影响许倬云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许倬云的问题意识。许倬云对为何资本主义不首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韦伯命题也饶有兴趣。在写《汉代农业》的时候，许倬云就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等诸方面，试图阐释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许倬云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汉代，国家一反战国的趋势，一步步收取社会资源，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城市手工业被毁，农村的手工业则接过了手工业的部分任务。这种情况在明代晚期达到了巅峰。手工业需要集散的机制，所以中国有着庞大的集散市场系统。这也是许倬云强调道路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国的道路网编织了中国的商品、信息和人才的交换网，并形成具体的经济性共同体。
这个农舍工业和市场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中国在这两千年中，达到了人口、土地和产业间的平衡。可是，在机器大生产之前，这样的衡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很难提升。这就需要增加耕地，农民不断去开垦森林和草原，这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精耕细作需要大量劳力，反过来大量劳力也需要大量粮食去养活。最终，中国达到了土地和人口始终是边际程度的衡态。
这种衡态使得中国人民安土重迁。在人口实在过多的时候，多余人口迁移找新土地开垦，甚至会因此下南洋。这种农业模式需要集聚庞大的劳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形成聚村和族居以及差序格局，配套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普遍渗透于各阶层，这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需宗教、民族或种族，古代中国能形成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认同。许倬云在《汉代农业》里的主要观点和其衍生的推论，在他后来的通俗历史著作中都颇有阐发。
3
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成为“半个记者”
许倬云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和关怀。早在许倬云上高中的时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遗风，就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辅仁中学，他早熟的同学们会因为政见不合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许倬云并不理解，为何歧见能演变为人身攻击，但这也是他政治辩论的启蒙。
在芝大求学时，许倬云并没有一头扎进书斋中。在他赴美时，一位美国教授曾叮嘱他，此行不只是读一个学位，更是要珍惜机会研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这本大书。
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被许倬云赶上了。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认识了许多年轻的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却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吃饭、洗澡的时候，经常一起激烈辩论一些跟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话题，吵的比学术研讨会还要激烈。这些争辩打碎了许倬云的宗教观。为此，许倬云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民权运动者的事迹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病。为了帮助他的舍友们，许倬云还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抵制美国地方政客的胡作非为。这段经历也影响了许倬云的立场取向。
在许倬云读完博士之后，他回到台大教书。当时大学里斗争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间，许倬云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实际上，“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国的费边社——即英国工党的祖先，他们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但这也给许倬云招来祸患。
许倬云夫妇于匹城住宅（1977）。
由于许倬云不愿低头，他选择“逃离”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虽然他再度赴美，但他并没有从此远离时事。反而，他变成了半个“媒体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花了大力气写时评文章，多次为《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供稿。为此，许倬云笑称，“几十年来，我等于是半个记者”。许倬云的新闻观也源自他的历史观。对于历史来说，许倬云不仅把历史当作史料来看，也把古人当作他的采访对象。许倬云曾说过，“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
许倬云曾感叹和反思，在美国，很少有大学者会在报纸上写东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单薄。这是由于学术专业化而导致的。因此，许倬云越到后来，越在学术之外，凭着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儒家式“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敦促着许倬云笔耕不辍。在大众传媒“半个记者”的生涯，也让他特别能把握文章的通俗性和大众性。为了打破学术专业化的壁垒，许倬云后期在历史普及上花了很多心思。他曾说，他的《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因为他要把阳春白雪的东西普及给大众看。他想要在专业学术和大众通俗读物中建一座桥梁，尽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许倬云家庭合影（1969）。
除此之外，许倬云屡次强调“为常民写作”，这也跟他的平民立场有关。他认为，在历史学家的各种著作里，写作者通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名人。他们讲堂皇的大道理，却看不见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许倬云的许多通俗性历史著作里，会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过日子的。如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里，许倬云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安身立命、处事做人的态度出发，并归纳这些平民背后的文化精神。
这种别开生面的出发点和写通俗历史著作的方式，填补了中文世界通俗历史著作的空白之处，也让大众对其内容更具亲近感。许倬云虽然身处精英知识分子的位置，但他在大时代动荡下的阅历，使他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接地气”。“为常民写作”的背后，就藏着许倬云这一辈子对中国百姓传统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对历史传承深深的责任感。
作者｜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