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这本小说里，翁贝托·埃科对阴谋论进行了无情的嘲笑
撰文|宫照华
翁贝托·埃科的《布拉格公墓》是以一位仇恨犹太人的角色西莫尼尼为主人公展开的，因此，其中描述犹太人如何丑陋、在做生意和占据艺术圈这些事情上如何令人厌恶的段落曾在小说发表时引起抗议。
评论家认为这些文字会让不了解历史的读者信以为真，加剧反犹情绪。但正如埃科本人所言，任何读完这本小说的人都会明白蕴含在其中的正义感。
小说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政府想要将罪责推到犹太人身上、借此维护统治的手段屡试不爽？不知情的民众又如何用自己的情绪主导了历史的走向？在翁贝托·埃科常见的侦探解密结构和“我是谁”的心理学外衣下，《布拉格公墓》是埃科给予民族仇恨的回击，以及一场对阴谋论的无情嘲笑。
《布拉格公墓》，[意大利]翁贝托·埃科著，文铮、娄逸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6月。
共济会是一个庞大而神秘的组织，历史上从不缺乏与它们相关的阴谋，而且随着时间的远去，这些阴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例如有很多学者认为，共济会在暗中促成了法国大革命，释放了黑死病毒杀害基督徒，在英法战争期间提供资金改变战争走向等等。也有人认为，二战时期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清洗共济会，同时也有更深的阴谋论认为，希特勒本人就是共济会成员，屠杀犹太人是得到了共济会高层的指示等等。
关于共济会的这些传言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是如何从宗教时期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排斥，逐渐转变为世界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呢？在小说《布拉格公墓》中，翁贝托·埃科用虚构的方式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题的一角。
首先有一点，共济会在今天变成一个越来越神秘的组织，其实与它在欧洲中世纪所受到的基督教迫害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基督教会的强盛和耶稣会的暗中监管，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不得不选择隐姓埋名。当时，主要有一批犹太教徒们选择创立了共济会。之后，这个共济会就成为了被基督教迫害的人们的避难所。它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哪怕你是穆斯林，也可以加入到共济会中。因此，这个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异教组织，就成为了教会和君主们要竭力打压的对象。
但是，到了想要推翻基督教权的革命者或领袖那里，共济会就又变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伙伴。
于是，教会散布阴谋论，给共济会渲染恐怖神秘的气息，想让普通民众对它们产生反感。革命者想要团结共济会，作为对抗基督教统治的力量。这也就有了之前所说的共济会暗中策划了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意大利独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说法。再加上共济会早期主要成员为犹太教徒，对共济会的仇恨和阴谋论，也逐渐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
想要让民众们相信这些说法，就需要证据。
在小说《布拉格公墓》中，一个“创造”证据的角色西莫尼尼就此出现了。
这本小说是以一位仇恨犹太人的角色为主人公展开的，因此，其中描述犹太人如何丑陋、在做生意和占据艺术圈这些事情上如何令人厌恶的段落曾在小说发表时引起抗议。评论家认为这些文字会让不了解历史的读者信以为真，加剧反犹情绪。但正如埃科所言，任何读完这本小说的人都会明白蕴含在其中的正义感。
《布拉格公墓》中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主人公西莫尼尼是虚构的，但从一开始我们便能意识到他是一个充满偏见的骗子。西莫尼尼的工作就是靠伪造信件来获取酬金。他最大的伪造项目便是一本名为《布拉格公墓》的报告，描述了一群犹太先知如何参与秘密集会，阴谋推翻基督教统治并使用“血祭”的场景。在回忆中，西莫尼尼的人格和达拉·皮科拉的人格不断交错，每当回忆到罪恶行径的时候，西莫尼尼便陷入失忆状态，此时再由达拉·皮科拉的人格将日记继续写下去。
尽管整本书架构于阴谋论的虚构故事，但《布拉格公墓》充分体现了文学真实性的另一重标准，即在小说中人物真实性的真实要远远高于现实的真实。换句话说，西莫尼尼这个反犹主义角色描写得越真实，提供的反犹论据越可信，就越显得这个人卑鄙可耻。在捏造证据时，西莫尼尼掌握了一套方法论：不能把文件捏造得太过分。如果一份文件里的信息都是人们未知的，或者夸张的，那么民众会对文章的可信心产生怀疑，如果在文件里混杂着之前人们已经了解的信息，再加上新的诠释，那么阅读到文件的民众就会对此深信不疑。
用这种方法，西莫尼尼从教会、法国政府、俄国政府、意大利王国那里不断接受任务。他可以让人们欢迎加里波第在意大利的解放，也可以让城市的民众同时对加里波第保持戒心。
在西莫尼尼构造的文件中，最重大的是“德雷福斯上尉”事件。因为犹太商人在法国经济中的比重过大，所以政府想要挑起公众的反犹情绪。因此，一个名叫艾斯特拉齐的法国上校找到了西莫尼尼，对他说：“问题并不在于揪出军队里的犹太裔普鲁士间谍。老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间谍，多一个少一个我们也不会放在心上。但从政治角度出发，关键是要‘证明’他们存在。您一定同意，要逮住一个间谍或阴谋家，根本不需要找到证据，最简单也是最经济的方法就是编造证据，若有可能，还能直接造个间谍出来。所以，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物色一名犹太军官。”
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上尉案”就这样发生了。他被诬告为德国间谍，成为国家公敌。
但与之前不同，当西莫尼尼准备“受之无愧”地拿着伪造证据的报酬走人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知识分子质疑对德雷福斯的控诉，认为证据中漏洞百出。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阴谋论”，社会上也出现了争论。
临近小说尾声，这个故事似乎暗示着一种现代性的光辉：在更多人拥有知识与自我判断之后，那些所谓的阴谋论会在争论的过程中自行化解。
西莫尼尼的工作贯穿了19世纪末期。无辜的犹太人被不断卷入伪证，成为西莫尼尼的工具。当然，将构造了犹太人威胁与共济会阴谋论的罪责都推给一个角色，在小说逻辑之外的世界是不成立的。它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西莫尼尼的伪证如此被确信，为什么欧洲政府想要将罪责推到犹太人身上、借此维护统治的手段屡试不爽，不知情的民众又如何用自己的情绪主导了历史的走向。在翁贝托·埃科常见的侦探解密结构和“我是谁”的心理学外衣下，《布拉格公墓》是埃科给予民族仇恨的回击，以及一场对阴谋论的无情嘲笑。
图片经出版社授权来自《布拉格公墓》一书插图。
作者|宫子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