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皮特·恩格伦：全球化曾被战争推动，却在疫情下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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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瑞典未像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封锁政策，而是实施保持大部分行业开放的抗疫战略，这项战略由瑞典流行病学专家设计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有效的，瑞典的抗疫策略引发了持续几个月的全球争论。
近日，瑞典民主党领袖吉米·阿克森（Jimmie Akkeon）带头呼吁公共卫生局专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辞职，认为瑞典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应对是一个“可悲的失败”。阿克森称：“现在是泰格内尔为瑞典的高病发率和高死亡人数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而泰格内尔也于前不久首次承认，他的策略是错误的，太多人过早死去。
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6月13日16时，瑞典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931例，重症病例2265例，死亡487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798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4875人。6月10日瑞典单日新增1427例，创疫情发生以来新高。瑞典的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受到重创，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长期失业者。
身处这样的危机中，瑞典国民如何看待瑞典的抗疫政策？而这是否如许多人所谈及的，瑞典陷入了“和平创伤”？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后疫情时代？对此，我们采访了曾经在巴尔干战争中当过多年战地记者的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他同时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
疫情期间，不少读者重新读起了恩格伦的著作《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在这部特殊的“非虚构”作品中，23个普通人物的命运与声音在其中交错往复，呈现着一战中被历史忽略的每一日、每一夜、每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每一个变成故纸堆中冷漠数字的生命。
书中也写到了作家卡夫卡和罗伯特·穆齐尔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命运，写到了一战即将结束那一年暴发的“大流感”。（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全世界有5亿人感染，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其中德国就有22.5万人死亡。全球平均死亡率为2.5%-5%。这次流感因为首先由西班牙媒体报道出来，因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其实流感最初是在美国军营中暴发的）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场“大流感”受到重创，最终无可挽回地演变成致命的肺炎，一战的尾声也因此环绕着高烧的迷雾。
▲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受访者供图
对于瑞典的抗疫策略，“或许我们自己也有些震惊”
新京报：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和蔓延，瑞典并未像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封锁隔离政策，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抗疫道路。目前瑞典的疫情和人们的状态如何？
皮特·恩格伦：瑞典的情况有点怪异。根据相关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我们的政府没有选择完全封锁的策略，只是实行了部分封锁，比如大型集会被禁止、大学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等。这一策略主要诉诸于人们的常识和责任感——如果生病了要待在家里、勤洗手、咳嗽时掩住口鼻等。不过尽管有一些限制，学校、商店、企业、餐馆仍然开放。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似乎“一切照旧”。
这种处理方式在公众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要断言这是否正确还为时过早。比起我们的邻国，瑞典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如果这一政策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这是唯一正确且适当的做法。
新京报：这几个月以来，瑞典的抗疫策略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甚至反复提及一个瑞典词语——“fredsskada”（和平创伤，与“战争创伤”相对，指长期和平带来的判断失误、反应迟钝等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一质疑？
皮特·恩格伦：使用“和平创伤”（damaged by peace）这个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瑞典的当代史平淡无奇。因为某种侥幸，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瑞典从未遭受过战争的侵扰，从未经历过革命或者外国占领。
这种相当奇怪的经历，或者说对于创伤经历的缺乏，引发了人们的自满。瑞典人或许很难想象极度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也许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不是“我们”，不是“这里”，不是“现在”。但是这种自满只能止步于此，尽管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瑞典的疫情确实已经很严重了。我们没有关闭学校，没有削减公共交通，没有阻止人们见面，这使我们在斯堪的那维亚的邻居感到震惊。或许我们自己也有些震惊。
在这个国家里，“专家”一词并不是一句粗话（a four-letter word）。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尽管有些粗鲁，但其实很冷静，人们似乎确实信任他们。瑞典和英国的政策在一开始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当英国同行们改变策略时，瑞典的流行病学专家们坚持着他们的观点和预测，瑞典的政客们则严格遵守着这些专家的意见。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作者：[瑞典]皮特·恩格伦
提醒人们在危机中保持冷静
新京报：你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做过多年的战地记者，但同时，你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文学写作者。这些经历和身份对你看待历史和当下的视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皮特·恩格伦：确实，这些经历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一是你可以了解不同的人如何在危机中做出不同的反应。二是它使你更加了解到，基于错误和扭曲的信息、沾染了恐惧和愤怒的情绪、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的某些决策，当时看来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事后看来，却完全是愚蠢的。这些经历使我时时产生怀疑。依靠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信条，领导者们对他们自己的决定无比确信。但是，你永远不应该完全信任自己的观点，你必须经常试着从山的另一侧去审视它们。
新京报：在描写一战爆发初期的氛围时，你写道，没有人相信真的会开战，即便战争真的来到，人们也仍然怀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难以体悟到事情的真相。疫情与战争来临前夕的氛围很相似，人们在其间所经历的心情起伏也颇为相像。书中引述了作家罗伯特·穆齐尔一句相似的话：“战争像疾病一样朝我袭来，比发烧还厉害……”你是如何看待战争和瘟疫之间的关系的？
皮特·恩格伦：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且根本性的差异，但是战争和瘟疫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人们的感觉，大家像是落入了一片不可知的迷雾中，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不知道它会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在这种充满不确定的长久状态下，不同的人会对这种生活做出不同的反应。但总体而言，尤其是从长远来看，战争和瘟疫都会使人们变得压抑、疲惫不堪。
新京报：无论是战争还是瘟疫中，似乎都会有一股巨大的情绪获得释放，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无意识地随着那股情绪前进。在这种情绪中，人们很容易简化思考方式，甚至正常化某些暴力行为。
皮特·恩格伦：这是需要正视和应对的事实。极端情况会简化和激化情绪，而这些情绪往往会影响决策，使我们所希望或者信任的决策远远不够理性，而群众和领导人的这些非理性行为只有到后来才变得愈来愈明显。我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是警告并提防这一点，提醒每个人都有在危机中保持冷静的责任。
▲皮特·恩格伦曾是一名战地记者。
压力之下，世界的形象会变得模式化
新京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你搜集了大量参战者日记。之所以选择日记，是因为你不相信公报和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也不相信士兵从前线寄到家里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通过后才有可能寄出。但个人日记中也会存在真实与虚构、主观选择和不经意的偏信，如何看待日记的真实？
皮特·恩格伦：日记或者信件之类的个人文档始终是主观的，并且总是容易夸大和遗漏一些事实。在这种类型的文档中，纯虚构（亦即纯谎言）其实很少见，但人们也永远不会说出完整的、全部的事实。总会有遗漏，总会有一些我们无法看到的、隐藏的事实。那是写小说和描述事实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小说中，你可以完全掌控一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编织想象的能力。而在书写事实时，你必须严格遵循实际发生的事情——限制本质上来自于原始材料。
新京报：书中的23个人物有着不同的族裔和身份，在战争等特殊情境下，族裔问题常常引发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揭开和激化平时所掩盖的许多偏见与误解。在这次疫情中，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问题。
皮特·恩格伦：我觉得这是人们普遍且原始的反应。在压力之下，世界的形象会变得简单化、模式化，变得扭曲变形。在这种充满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人们会倾向于站队，去倚靠一个有归属感和共同目标的群体，试图在其中寻找安全感和确定感。
新京报：《美丽与哀愁》里有一个重要人物——美国军医、当代神经学家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他在一战和“大流感”中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那本书里也提到了他。一战时，库欣在美国军队卫生部服役，期间感染了严重的流感，终生未能从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他称当时所有流感的受害者为“双重死亡”。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书写这个人物？
皮特·恩格伦：就像我为我的书选择的许多人物一样，我想寻找那些有很好的原始资料保留下来、并且有相当广泛的生活经验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用理性的分析反映自己的经历，至少能够以一种智慧或者充满情感的有趣方式谈论自己。库欣确实非常符合这一标准，虽然当时我对他了解并不多。在大流感中，他几乎死去，书中有几个人物也因为流感而病倒。由此可见，大流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外部世界的瘟疫和内心世界的瘟疫
新京报：书的最后并不是令人充满希望的结束，而是希特勒的自传，像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示。这使我们意识到，战争像瘟疫一样潜伏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随时可能再次暴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鼠疫》中塔鲁告诉里厄的话：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受鼠疫侵袭。你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瘟疫和内心世界的瘟疫？
皮特·恩格伦：部分程度上，这有关不可知性以及偶然性在历史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灾难之所以成为灾难，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到它们，更糟糕的是，人们趋向于远离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甚至试图压制它们。在所有的人为灾难中，你都会以某种方式看到这些因素在起作用。
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比如世界大战和瘟疫。战争和革命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尽管它是如此庞大且难以控制，以至于因为不可预测，它常常就像一场自然灾害，但它的发起和结束都是由人来完成。而瘟疫是一场真正的自然灾害，一旦放任不管，即便是由于人类的愚蠢而部分放任，你都无法与它所造成的后果讲道理或者谈判，你必须适应、忍受。
加缪在二战期间写出了《鼠疫》，作为某种寓言。我读加缪时，关注的是其中战争、革命和压迫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它们可以在这两种事实中找到——世界如何作为一种外部的、历史的、有时限的事实组合在一起；以及人类如何运作，如何通过他的思想、恐惧和弱点恒久保持着他的本性与存在。
人为灾难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这始终并非易事。这不是口号可以解决的问题。
新京报：战争和瘟疫永久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因为这次疫情，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
皮特·恩格伦：我认为这次疫情和过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将全球各国联系在了一起，虽然有时很是勉强，但是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事实，我们就无法设想全球化的实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与此截然相反：全球化将会倒退。但究竟倒退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
这次全球疫情表明，国界并没有变得无关紧要，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它们可以几乎立刻就关闭，国民经济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我们能否再次相信全球经济能够为我们提供各个国家的重要商品和资源？每个国家会被迫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吗？这取决于疫情未来的走向。我们或许会在这一年之内知道得更多。
□采写丨杨司奇
编辑徐伟董牧孜校对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