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走进博物馆，如何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文物的“门道”？
编者按：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基本被控制住，各地博物馆纷纷开门迎客。博物馆是立体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在馆中穿梭游览，就如同进入时空隧道，得以窥见人类历史的流徙变迁。然而，面对千百年、甚至数万年前的文物珍宝，如何才能像考古学家一样看懂“门道”，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奥秘、解读出别样的深意呢？
在国际甲骨文权威学者许进雄先生的四卷本《汉字与文物的故事》中，他运用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众多关于文物和汉字的问题。他曾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沉潜研究三十年，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包括甲骨在内的大批中国文物，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十大机构”之一。他个人也被安阳殷墟博物馆评为世界“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二十五位学者”之一。
在这套书中，许进雄就像一位博物馆的导览员，为读者解说从石器时代到清代以来的诸多珍贵文物，除了介绍其名称、功能、材质、年代、制造、装饰等信息外，还特别重视文物背后所隐含的生活与社会意义。
本文从书中选取了七个有趣的章节，谈作为民生用具和国之重器的鼎，谈古人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谈中国古代武器的进化，以及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解说生动新颖，图文并茂，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读者了解中华古文明的形成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许进雄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2月
撰文|许进雄
摘编|徐学勤
一.鼎：是民生用具，也是国之重器
图1.权威的象征：鼎。青铜鼎，高33.9厘米，商，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
鼎是形容有支脚的烧食器，不管其制作的材料是陶土、金属或玉石。陶鼎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在华北出现，是传统兼为烧煮饭与菜的器具。四千多年前另外设计了支脚而空足的鬲来烧饭后，鼎就成为专门烧菜肴的器具了。鼎本是家家户户都得用的器具，没有象征阶级的意义，但是到了青铜器时代，以铜铸鼎，并作为祭祀鬼神的高贵礼器，鼎就成了贵族才有财力制作的东西，也成为权位的象征。到了周代演变成一种随葬制度，以鼎与簋的数量为品级的标准，国君是九鼎八簋，诸侯及大夫则依次为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
鼎在古代还有政治上的作用。传说夏禹治水有功，继舜而为王。诸侯贡献青铜铸成九座大鼎以象征当时所管辖的九州。这九座大鼎就成为国家的象征，改朝换代时也由新领袖来保管。当它们被传至周代时，《左传》记载：宣公三年，楚庄王有意要取代周而为中国的盟主，就向王室官员王孙满问这些宝鼎的大小轻重，显示其国力足以取代。到了汉代又造出传言，说秦始皇在泗水打捞此批传国的宝鼎，结果有龙出现咬断拉曳的绳子，使捞得的鼎再度失去，以应秦国传国不久的命运。
铜鼎尺寸和重量大小相差相当悬殊。迄今所见商代最大的铜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而重832.84千克。但小的才10厘米高，重几百克。这么小的东西应当是非实用性的明器
（冥器）
。
图2：妇好铭饕餮纹青铜扁足方鼎，高42.4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当使用铜铸鼎时，由于重量比陶制重得多，器表也滚烫，不便空手提起，就在口沿上铸两只对称有孔洞的立耳，以便以竹、木的棍子穿过抬起。陶制鼎较轻，能轻易捧起，所以一般没有提耳。如果要求新奇，也想捏制提耳时，因陶器质料较脆弱，不便设在口沿上，就安置在两旁。有些较轻的鼎也采用此种型式以求变化。对称的提耳大致作方形与圆形两种。讲究的鼎耳装饰有复杂的图纹或形状，大部分商代的铜鼎都装饰有动物形象的图纹，或作侧面的全身形，或作正视的颜面形。但是图2这件鼎圆耳素面无饰，器身的主要部分是在细方回纹的背景上，施以宽边的联结己字纹。这是在后代较为多见，但在商代却很罕见的形式。口缘下的颈部才饰以晚商典型的侧身龙纹。陶鼎由于成形的方便多做成圆形，铜铸的倒是可以做成方形，故商代也有较少量的方鼎。陶鼎也有受此影响而塑造成方形的。总的来说，各种器类的方形数量较少，而且消失也较早。可能是方形器的角棱较易受碰触而毁损吧。
早期的鼎都无盖子，春秋之后附盖子的铜鼎愈来愈多，这可能与鼎兼为陈列之器有关，基于卫生与保温的考虑。同时有些小鼎带盖与流以盛酱醋，是考究美味的表现。鼎在汉代之后消失，大致是因这个时代大量架设立体灶，鼎的支足成为多余，故又恢复8000年前的锅子形状。
二.最诚恳的待客之道，请用觥洗手
图3.鹿头盖青铜觥，高20.3厘米，长26.5厘米，商晚期，约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3这种有流而如舟形的容器，都带有动物头形的盖子，其铭文从来没有确切说明自身器名。起初学者以其器形与自名为“匜”的一种青铜器非常相近，故名之为匜。但之后可能因有的铭文自称为“尊彝”，认为其可能是祭祀时的盛酒器，而不是盥洗器，在《经诗·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兕觥”之句，故现在学界就通称之为觥。
这件有觥的典型形制，器口一端有斜伸的宽流，另一端为圈孔的把手，容器本体的剖面为椭圆形，下有圈足。别形或为直鋬
（鋬：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
，或无鋬，足或作方形，或支脚。此器盖的前端作鹿头形，其两角作平行的肉茎状，是长角脱落后的形象，大致是古代中国广大区域常见的梅氏麋鹿。盖子的后端有两个高突的半圆形耳朵，推测其装饰的形象是老虎。
觥的特点是器身密布花纹，这个觥也不例外，其器身的主要纹饰是一组非常罕见的花纹。兽面或饕餮纹是商代常见的纹饰，可以看成是由两只侧面的动物组成。组成的动物以虎、牛最为常见，但此件却以侧身的象与梅氏麋鹿的耳朵和角茎构成。构形非常巧妙而有创意。
以几种动物的特殊形象来组合成另一虚拟的动物形象，可以说是觥形器的一大特色。从形制看，觥有宽流，毫无疑问是为了倾倒液态东西而设，但可能是水而非一般所认为的酒。甲骨文有一个字，作一个有鋬的曲形容器倾倒液体进入另一个盘皿之状：，此器或以双手操作：。从字形看，明显就是“觥”的写生。铜觥经常重七八千克，不用双手就难以把握，也符合字形作双手的必要。商代不以盘皿饮酒，故倾倒进的应该是水。
商代酒器种类繁多，有流的爵与盉数量已非常多，而盘却没有与之相配使用的水器。中国在汉代以前，用手进食，并不以筷子，故吃饭之前最好先洗手。《仪礼·公食大夫礼》在安排宴客的器具时，“小臣具盘匜，在东堂下”，也要陈设盥洗的匜与盘。《礼记·内则》更叙述其操作为“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年轻人双手捧着盘，年长的人双手持匜倒水，请客人洗手，然后又奉上手巾擦干。这是最诚恳的待客之道。
图4.铜匜高13.4厘米，口长19.4厘米，宽18.10厘米，盘高12.8厘米，口径41.6厘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出土文物也有盘与匜成套放置的，如图4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匜与盘。匜的铭文也有“为姜乘盘匜”的字句。显然盘与匜配套使用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铜盘的数量不少，不应没有与之配套的盛水器。除了没有盖子，匜与觥器形相同。没有盖子并不影响倒水的动作，有盖子反而是个累赘，很可能这就是后来匜都不铸盖子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觥也使用于祭祀的场面，故不会是盥洗之器。这个理由恐怕不够有力。鬼神是人所创造的，反映人世间的价值和习惯。人既然用手吃饭，饭前要洗手，鬼神应该也不例外。记得台湾地区民间供奉某些女性的神，如床头娘娘、七夕娘娘等，除一般的食品外，还要陈放毛巾、水盆及胭脂等。可见盥洗之具也非绝不能出现于敬神的场合。战国以后贵族逐渐不再施行沃盥的礼节，汉代又流行使用筷子，故配套使用的匜与盘就渐渐消失了。
图5.龙形青铜觥，商，长43厘米，宽13.4厘米，山西石楼出土。
图6.青铜觥，高23.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三.甲骨文“戈”字与武器的进化
竞争是自然界成员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人类为了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必须与动物争斗。野兽虽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身躯，但人类可以借助他物以防御自己、攻击野兽。所以在长久的斗争中，人类终于成为胜利者，使野兽失去反抗的能力。人类还驯养了一些野生动物作为家畜，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人类在征服其他的生物以后，也因为想抢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而无法避免与自己的同类争斗。
甲骨文“兵”，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
人与野兽因为智力相差悬殊，不必创造太过精良的武器就可以解决它们。任何有足够重量、有棱角，足以造成杀伤力的工具，只要方便取得，都可以成为武器，不必为捕杀某种兽类而特别设计。所以甲骨文的“兵”字，就作双手拿着长柄的斧斤工具状。但是到了人与人战争的时代，日常工具无法胜任理想的格斗武器，因此就开始研究用最有效的材料，针对人体的弱点，设计专为杀人的武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图7.专为杀人而造的戈。上：长21.8厘米，宽6.8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3～公元前11世纪；中：长22.8厘米，宽9.4厘米，西周，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下：长30.4厘米，宽12.2厘米，战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
图7所示的三件戈，基本器形一样，都是装在木柄上使用的。商代装木柄的武器约可分成为两类：一类是源自远古传统的工具，主要取自不同的石斧形状；另一类是专为杀人设计的新形状的戈。戈有细长的刃部，利用挥舞的力量，以刀尖穿刺人的颈部，或以锐利刃部拉割脆弱的颈部以达杀敌的目的。甲骨文的“戈”字，即作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形状。
甲骨文“戈”，一把装在木柄上的细长刃武器。
短木柄的戈大致有80厘米长，而车上使用的就得超过3米，秦俑坑中木柄最长的是3.82米。戈可以说是一种利用铜材的坚韧、锐利特性而发展出来的武器，它不像斧钺的攻击依赖重量，是铜被普遍使用以前所未见过的形式。虽然商代也出现有石、玉制作的戈，但都很薄弱，而且制造的时代并不早于青铜戈，主要是作为代表权位的仪仗，不是实用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铜戈是针对人类新设计的武器，是战争升级、国家兴起的一种象征。
为了能有更大的杀伤力，武器就要不断加以改良。戈的形制可以分为三部分：伤人刃部的“援”，绑柄的“内”，以及中间凸出的“格”。图7最上一件代表最早期戈的形制，只有下边的刃锐利，可以劈勾敌人。中间的戈代表改良的形式，把刃部加长而弯到木柄的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
甲骨文“伐”，以戈砍击一人颈部。
甲骨文“戒”，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
在商代，由于戈是兵士作战的主要装备，所以很多以“戈”为组成构件的字，含义就与作战有关。如“伐”字，作以戈砍击一人颈部的形状，“戒”字：一边成为“胡”，使刃部的长度、攻击角度增加，以人的颈与肩部为攻击的目标，用来对付保护头部的头盔。同时为了要增加铜戈缠绕于木柄的强度，就在戈的“胡”上铸造穿孔，以便使绳索捆缚牢固，并把木柄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手指的掌握。最下一件代表最晚的形式，“援”窄细以增加穿透力、“胡”更加长，以扩大攻击的范围，“内”铸成钩的形状以备一击不中时再度以锐利的“内”回勾。反观源自工具的钺、戚、斧等类，就没有相应的变化，这反映了它们在各自的功能上实用与非实用的考虑。，则作双手紧握着戈以备战的样子。而以取形自他种用途的斧、钺、戚、戊、戌、我、义等字或组合的字，就用以表达他种与战斗无关的含义。
图8.青铜钩内戟，长34厘米，宽28厘米，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
图9.三角援青铜戈，长20.5厘米，商晚期，公元前14～公元前11世纪。
四.古人使用的枕头是硬的？
图10.充满童趣卧床男孩瓷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北宋，公元10～12世纪
图10中的这件瓷枕是宋代有名的定窑白瓷，除底部素胎，通体施白釉。塑造一个男孩以左臂支撑着头，右手在左臂之下而持拿有丝穗的绣球。上身长袍加外罩，下身长裤，两足翘起，穿软鞋而伏卧在有雕饰的床上的样子。面容带笑，胖嘟嘟的稚气模样，令人喜爱。其造型含有人们生育男孩的愿望。陶枕常见装饰有男孩手持莲叶的图案，通过谐音的隐喻，含有“连子”之意，即世代有男性子孙的希望。或更有一只鸭在男孩之旁
（图11）
，鸭子谐甲的音，即含有“子连甲”，希望子孙接连登上进士的榜甲。
图11.磁州窑白地褐彩戏荷鸭纹长方形枕，长28厘米，宽16.5厘米，高12.5厘米，河北磁县出土，磁州窑博物馆藏
陶枕通常做成中空但有平面可以支撑头颅的形状，且都开有孔洞。一来为了使枕箱里的热空气从开孔排出，保持清凉；二是为了防止热空气膨胀而爆裂枕头。陶枕的形状基本有两种：一是各种变化的箱匣形，可以设计成规矩或不规矩的方、圆、多角、花瓣、银锭、扇面等；另一种是人物的赋形，常见虎、豹、熊、兔、象、狮、牛等动物形，以及卧婴、妇女等，甚至楼阁戏棚。
枕头是关系到能否安眠的重要器具，各民族都有制作。枕具的材料大都属于易于腐朽一类的布帛、木竹、谷屑等物质，难于在地下保存千年之久，所以不容易确定何时出现专用的枕头。从《诗经·葛生》“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诗经·泽陂》中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可知西周时代的人们已习惯于伏枕睡觉。湖北荆门包山一号墓出土了战国时代镶嵌骨条的框形座竹木枕，算是可确定为枕头的较早实物。公元前122年南越王墓中的丝囊珍珠枕则是另一形式的较早实物。
图12.上釉的硬陶及瓦陶枕头，最长40厘米。北宋至金，公元11至13世纪早期。
图13.绞胎瓷枕，高7.7厘米，长×宽：14.7厘米×10厘米。唐墓出土，公元618～907年
枕头太软就失去其支撑头部的功用，太硬又不舒服。陶质坚硬，并不是理想的制作枕头的材料。又由于陶枕多见于隋唐以来的墓葬中，所以有人认为它们是随葬的器具，不是日常的使用物。但北宋晚期张耒有《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诗云：“巩人做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以此看来，瓷枕也是实用器。瓷的性质清凉，不是寒冬宜用的东西，倒是消暑的凉物，所以应该是夏令的寝具。因此常见装饰夏季的图案，如莲池、荷叶、树荫下读书等。为了旅行的方便，还烧造了可以放置于行囊中，短于十厘米的小型陶枕。枕头之所以使用瓷来烧造，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其清凉的触感，如果在冬天，大概就要覆盖他物。
古人认为，枕头除了垫首或按脉、垫足以外，还可有其他的作用。《新唐书·五行志》载有“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避邪，白泽枕以避魅，伏熊枕以宜男”，认为枕头有驱邪或促使生育男孩的作用。西汉中山王刘胜墓中的鎏金铜枕，两端铸有某种驱邪的兽头。汉代常见于坟墓前刻绘星座、龙虎图案，或于陶器绘道家灵符禁咒以驱邪。也许以陶模造虎豹形象更为容易，所以隋唐时代
开始以陶瓷枕随葬。两宋为陶瓷枕烧造的兴盛期，传世品甚多。
图14.三彩黑地枕，高9.9厘米，面长×宽：35厘米×14.8厘米。宋，公元10～13世纪
五.如何从俑的发型判断性别？
商代的大墓，偶尔也有人形的雕塑，如加上手梏的奴仆陶塑、裸体或盛装的玉雕人像等，它们到底是死者喜爱的艺术品，还是打算带到来世服务的侍从，难以肯定。但是像图15中这一件，从出土地点与衣着的式样推论，肯定是带去来世服务的奴佣俑了。
图15.宛如真人宫廷奴仆的塑像。彩绘灰陶跽坐俑，高65厘米，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图15这个跽坐俑梳发为髻而垂于脑后，里面穿着厚内衣，外罩了一件轻薄的交襟长袍，双手半握拳置于腿上，双膝跪坐。此人表情严肃，头略为前倾，眼睛微张而垂视，嘴唇紧闭，面目清秀，留有胡须的墨迹
（也许是种误会）
，是一位年轻人的塑像。从此人拘谨的形态及表情可以想见其身份是宫中的奴仆，还带有诚惶诚恐的心情。
与这件同时出土的陶器，上有“大厩”“小厩”的铭文，可以推测这个陪葬坑象征宫廷的马厩，而这个陶俑是厩中的养马人。这件陶俑的捏塑技巧高超，刀法细腻，比例匀称。根据描述，原有鲜艳的彩绘，可惜出土后保存不良，色彩都已剥落，从照片已难看出痕迹。
秦始皇陵所出土的陶俑的艺术手法都非常高超，像图中所示的这一件就连头发都一根一根地清晰刻画出来了，衣服的褶皱，甚至指甲，也都一丝不苟地据实呈现，让人感受到了工匠对艺术表现的执着与认真。
图16.舞队陶俑，高5厘米，山西长治出土。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山西博物院藏。制作朴拙，各有姿态。
古代成年人的发型，男性大都把发髻盘在头顶上，而妇女则将整把头发束于脑后，后来也有盘到头顶梳成复杂形式的。这件陶俑要不是有残留胡须墨迹的描写，笔者一定把它当作女性看待。近日报告附近出土了同样发型的陶俑，两脚平伸而坐，双手前伸有所动作的样子。其姿势与云南铜鼓上的织布女工塑像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在表现织布工坊里的织工形象。织布是女性的工作，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俑是在表现女性。
图17.灰陶将军俑，高196厘米，兵马俑2号坑出土。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
随葬物品起初用的是实用器，人殉也不例外。后来为了节省费用才以较小或较为便宜的材料制作。但人是没有办法以较便宜的材料制作的，所以西周以来，人殉的数量虽减少了，但没有替代物。孔子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言论，但是目前尚不能证实之前的时代有以俑随葬的习俗。可以当作证据的是为数不多的战国时代的楚国木俑。秦始皇大量以真人尺寸的陶塑物随葬，如果以事物演化的常规去看，应该有其模仿的对象，或许在尺寸缩小的楚国木俑之前，已存在真人尺寸的木俑，只是因为地下条件不易保存，所以没有见到出土物。
六.风靡上流社会的马球游戏
图18.玉鞍初跨柳腰柔马球女骑俑。三彩铅釉瓦陶马球女骑俑，长34.2厘米，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95～公元715年。
图18中的这件陶俑很真实地捕捉了一位女士骑在马上玩马球的瞬间动态。马的四蹄跳跃起来，前两脚极度前伸，后两脚则大力往后蹬，首与颈则稍倾向左边，微微张口吸气，即将左转弯的样子。而马上的人，从所扎头巾显现的两股高尖的形式，可以推断她是一位妇女，梳的可能是惊鹄髻，那是将头发拢至头顶，编梳成左右两股，好像是鸟受惊吓，扬起两翼而欲飞离的样子。这是在贵族社交圈中流行的发型，其形象见于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此女面容姣好，丰腴而不胖，身穿圆领窄长袖的长袍，下身穿长裤，脚穿皮鞋。身躯向右略微倾斜，两眼下视，右手握拳举起，似要下击之状，握拳中有一孔，应是已腐烂掉的球棍。左手弯曲下垂在马的左旁，似乎在控制缰绳要让马匹左转的样子。从马与人的姿势看，应是打马球的动作。
这件陶器除了胎色的透明白色以外，釉彩还显现有绿与褐两色，这是以铅的氧化物作为助熔剂的铅釉三彩陶的特征。人与马的塑造都非常真实而优美，色调的搭配也相当自然而有活力，烧造时釉彩的流动也控制得恰到好处。不要说玩马球的陶俑已非常罕见，就只看整个塑像造型的明朗、釉彩的完美，就足以列入最佳陶塑之行列。三彩陶俑的烧造始于唐高宗时，开元年间最盛，安禄山之乱以后几乎就见不到了。这件精品最可能是极盛时期的作品。
图19.马球群俑，通高30～33.5厘米，陕西西安出土。墓主人死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时年才16岁。
马在中国是权贵的宠物，因价格昂贵、训练不易，乘坐马车已不容易，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所以东汉晚期以来，贵族们已以牛车代步。骑马奔跑是相当惊险、激烈的运动。马球需要在马上弯腰持棍打球进门洞，强健的体格、优良的骑术、敏捷的身手、灵活的脑筋，都是玩马球的必要条件，不是一般男性所能具有的素质。这位女性竟能从容参与，一定经过相当的努力，令人由衷佩服。五代时蜀国花蕊夫人的诗有如下的句子：“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正好可以借来形容这位女性。
中国的马不骏逸，骑马术也是和游牧民族接触以后才兴起的，所以马球肯定是外来的运动项目。至于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公元3世纪曹植所写的《名都篇》中有“连骑击鞠”，有人认为“很多骑马者在打球”就是在玩马球。不过较具体的描述要等到唐代才有。马球发源于今日为伊朗的波斯，应该经陆路传进来，但具体的路线已难考究。
唐代马球比赛的球门分单门与双门两种形式。单门的比赛比较简单，以各队打进球门的数量多寡分胜负。双门则较需要技巧，共同追逐一个球，以攻进对方球门为胜利。《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中宗命令儿子临淄王、嗣虢王，驸马杨慎交以及武延秀四人与吐蕃使臣十个人比赛而得胜的故事，可见当时的高级贵族如何普遍喜爱和精于这种游戏。
七.甲骨文的“安”字，隐藏着对女性的限制？
图20.彩绘釉陶妇女骑俑，高37.3厘米，长26厘米，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约公元664年
图20所示这件妇女骑马俑，马的全身涂黄釉加上彩绘，而妇女却只有涂白衣加彩绘，这是因为脸部如果施釉彩，将太过光亮而失去真实感。这匹马四足直立在一块矩形板上，如此才能安稳地放置在地板上。马俯首而立，看起来受过良好的训练，非常驯服，要等待主人坐稳了，下了前进的命令以后才会有所行动。马的鬃毛、四蹄、口唇部分都涂上红彩，臀部则画点点红斑。鞍头涂黑色，鞍下的毯子黑、红颜色的图案和花边也都画出来了，马头、胸上、背上也画上黑色羁络。马上的妇女面目清秀，有大眼睛、浓眉毛、挺直的鼻子、朱色的小嘴唇，头戴黑色宽边帷帽，帽子系有宽丝巾，交互捆缚于颔下，并围绕着脖子。身穿白色窄长袖短衫，外罩宽花边短襦，下身着白色长裙，裙下露出黑色的皮鞋。右手下垂，左手则前倾微举而握拳，看来像是握着辔绳的样子。这位妇女神态安详自若，很有教养的样子，如果不是贵妇人，也一定是生活在富贵环境里的人。
图21.彩绘瓦陶女侍骑俑，最高27.7厘米。唐，约公元725～公元750年。
马是户外活动的用具，这位妇女的面孔不遮盖，表示贵族妇女可以外出活动，而且不在乎她的身份被知晓。唐代的陶俑出现很多类似这位妇女骑马的形象，有些连帽子也不戴
（见图21）
，有些穿着男子的服式，比赛马球。当时有一位寒山和尚，写诗描写妇女的形象：“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这说明妇女可以成群结队大方地参加庙会、赏花等拥挤的聚会，显示当时社会容许妇女参与公众的活动，她们享有相当的自由及自主性。
图22.彩绘帷帽女骑陶俑，高45厘米。唐，公元618～公元905年。
汉代的陶俑虽也有妇女的形象，但主要是服侍主人的奴仆，或娱乐宾客的乐伎，她们的活动被限定在室内。就算有时候也可以到户外，但那是由于地位低，不用考虑名节，所以可以不计较。一般良家妇女就不容许了，所以也就看不到她们从事户外活动的形象。
图23.三彩釉白陶妇女俑，最高42.8厘米。唐，公元8世纪早期。
中国自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妇女的地位不但愈益低下，行动也被限定在室内。从《礼记·内则》所叙述汉代的教育内容就可以看出端倪。男孩子八岁就可以出入门户，十岁寄宿于外学习读书识字。但是女孩子十岁就不能出门，在家学习烧饭纺织，侍奉长辈；出嫁后也一
样要守在家里。甲骨文的“安”字，作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意思是女性在家中才安全，外出就容易遭受侵犯。
甲骨文“安”，一位女性在家中安坐的样子。
而“冗”字，是一个男性在家中的样子，意思却是有空闲。因为男人需要在屋外工作，回到家里就是要休息了。至于为什么汉代以后妇女的行动较不受拘束，应该与外族统治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妇女无可避免地需要旅行，暴露形象的机会多，限制也自然比较少。
撰文许进雄
编辑徐伟
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