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魏玉山：建议立法限制图书打折保障书店生存
魏玉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受访者供图
从出版社“直播带货”到书店“众筹求生”，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逼迫“脆弱”的图书业各环节展开积极自救。
疫情对出版行业的影响还在持续，“编、印、发”三个环节仍在缓慢恢复中，书店恢复往日客流也尚需时日，各类线上平台成为书店和出版社自救的稻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出版社与书店走向线上线下融合是正确方向，但与电商正面竞争，面临两难局面。从宏观来看，当前需要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避免电商恶性竞争；微观来看，出版社与书店要开发新的产品形态和服务业态，例如将图书拓展为知识产品。
疫情中在线阅读增加启示出版社扩展线上产品
新京报：今年一季度上市出版企业财报显示，各企业利润普遍同比大幅下降。这场疫情对整个出版企业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魏玉山：出版行业总的来说分为“编、印、发”三个环节，疫情的影响是渐次延伸的。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发行，大多数实体书店在疫情中关闭或者人流锐减；其次是印刷，很多印刷企业没法复工，有了订单没人印，产业链上的纸张无法及时供应、图书没法及时发货；最后受到影响的是出版社，图书不能印、不能发、不能销售，出版社虽然还可以做编辑、组稿工作，但是生产和销售受到影响。
疫情对各环节的影响程度还没有完全显现，有些还在深化。比如出版社发出去的图书有多少销量，还有多少退货，目前不能完全定损。
新京报：一季度财报也显示，几家头部在线阅读企业利润大幅增加。这一现象对出版行业能带来什么启发，传统出版企业是否应该加速发展线上产业？
魏玉山：在线阅读这几年一直发展很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发布的国民阅读调查情况显示，在线阅读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疫情更加速了上升态势。以前一些读者不太习惯数字化阅读，疫情中集中使用了一两个月以后，可能对数字阅读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以后也会增加数字阅读行为。
疫情中有些传统出版社也提供了一些数字产品，主要是从公共服务角度，推出一批防疫抗疫相关的图书，先以电子书形式提供免费阅读。这促成了数字化阅读增加，但出版社销售收入并没有因此增加。
这一现象对出版社的启发，我认为是传统出版与线上服务要两者并重。一方面，传统出版还有生命力，还有存在的发展空间和价值，传统出版应该继续加强和稳定；另一方面，疫情中数字化文化消费大大增加，也提醒传统出版单位，如何将优质内容网络化传播。
我们看到，网络音乐、网络电影、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内容消费都在疫情中增长，可以相信，未来数字化、网络化内容消费还会有较大增长空间，出版社应顺应发展趋势，在稳定传统出版的同时，开发更多数字文化产品。
书店线上经营陷“两难”卖书无法匹敌电商
新京报：疫情中，很多实体书店开展直播等线上活动，你如何评价这样的尝试，在面对电商和消费方式变化的冲击中，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魏玉山：实体书店或出版社开网店，方向是对的。这是线上线下融合的举措，可以利用互联网扩大销售渠道，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其实书店和出版社也是“两难”，如果网店跟电商采取同样的打折力度，几乎没有利润；如果打折力度不大，也竞争不过电商。
新京报：我们关注到另一种现象，不少出版社的线上服务，转向利用图书和作者资源开发知识付费产品。这是不是出版社的另一条创新路径？
魏玉山：对，国家也鼓励出版社开发新的出版产品形态，出版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就包括“知识化”。图书、杂志等广义上就是一种知识产品，但还不是专业的知识产品，有的书很厚，知识点很多，读者不见得需要读完。需要出版社对出版物进行数字化，碎片化的知识加工，形成知识产品，提供多样的服务。
出版社的产品将会从“书”扩展为“知识产品”。出版社将知识内容碎片化、专题化以后，还可以建立知识库，这对于读者特别是研究性读者来说使用更便捷。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之一，尤其是专业出版社和图书。
新京报：书店是否也有依托图书开发知识付费产品的可能性？
魏玉山：书店做起来存在一些版权问题。知识付费产品如果依托图书，著作权属于出版社和作者，书店如果绕过出版社与作者直接合作，可能存在版权问题。但是不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就没有这个问题，书店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多元化经营的途径。
建议立法限制图书打折避免电商压缩书店空间
新京报：疫情让线下购书者更加聚集到电商平台，一些实体书店经营者呼吁政府采取图书限价措施，避免电商平台的低价行为压缩书店利润空间。你去年两会的提案就建议立法限价保障实体书店生存，这次疫情是否让问题更凸显？
魏玉山：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制定图书交易规则的问题，去年我提了提案，今年仍然有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新书出版一年内不能打折销售，防止恶性竞争等问题。
电商的图书低价销售对实体书店造成很大冲击，不仅损害出版社利益，阻碍出版创新与再生产，最终对读者利益的也有损害。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时段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说明价格主管部门对图书这种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认识不到位，没有看成是与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特殊商品，只把图书当做一般商品，认为没必要单独进行价格限制，可以自由竞争。这种认识比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都低很多，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有明确法律规定，图书有特殊价值，不是一般商品，不能随意打折。
因此，我国价格主管部门也没有认识到，图书定价制度与许多商品是不一样的。图书实行固定定价制度，是生产者（也就是出版社）直接定价，写在每本书后面，其他商品是自由定价，由销售者定价。固定定价商品如果不对终端销售价格有限制，固定定价就没有意义了，甚至相当于是市场欺诈。两套定价体制不同，应该有两套价格管理制度。
反映疫情的文学作品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
新京报：疫情发生以来，很多出版社在编写记录疫情的出版物。出版界应该如何更深入、真实地记录和反映这次重大事件？
魏玉山：不同类别出版社的职责不一样，对疫情的反映角度也不同。例如，科技、科普类出版社会出版防疫抗疫专业知识的图书，需要及时和权威，最近也出了不少这一类别的书。
对于这场疫情文学角度的反映，表达形式是多样的，例如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最近也有一些作品出版。但要看到，文学创作有自身规律，需要一定的沉淀，不见得很短时间内能创作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
新京报：回顾非典时期，似乎非典主题的文学创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太多。
魏玉山：其实对非典的记录也不少，例如有很多新闻报道作品，但文学创作不太多，能想起来的大概有两三部小说。文学创作需要一定的沉淀，使得作家、创作者对事实有更深入的认识。现在还不断有关于抗日战争的优秀作品，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沉淀，产生更多全局性的、深度的作品。
新京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针对疫情的影响，做了什么重点研究，有怎样的初步成果？
魏玉山：研究院主要在做知识抗疫的服务平台，提供抗疫相关的知识服务。我们还在面向后疫情时期，研究和评估疫情对整个出版业带来的影响，以及出版业如何更好地恢复发展，为“十四五”规划制定提供参考。
新京报记者倪伟
编辑陈思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