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口径披露办案总数背后的检察担当
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数,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数首度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
全口径披露办案总数背后的检察担当
5月2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身穿检察制服的张军健步走到报告台前,这是他就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来第二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最高检工作。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全年共办理各类案件3146292件,同比上升9.7%。其中,审查逮捕案件935432件,审查起诉案件1413742件,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258520件,公益诉讼案件126912件,诉讼活动违法监督案件411686件。”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工作总量,是全体检察人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守初心、担使命的全景展示,也折射出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新的更高要求。
为法治担当:办案数据不是简单加法
用翔实的数据反映工作是最高检工作报告历来的特点。今年的数据与往年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第一次全口径披露的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总数。
办案总数,字面理解就是所办案件数量的总和。“全口径”的“总数”与以往的“总数”有什么不同?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
“在全口径办案总数中,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数是首次出现,以往我们只对申诉案件中提出抗诉和检察建议的数字作了披露。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数也是头回出现,这是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和提起诉讼之前的审查环节,不符合逮捕、起诉标准的案件不会进入后续法律程序,这部分工作量在以往工作报告中没有统计。”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前连侦查、后接审判,参与整个诉讼活动。这些数据直接反映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情况的同时,也间接反映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办案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执法司法成果、法治建设状态的缩影。
既然要“数说检察”“数说法治”,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又是如何统计的呢?记者采访了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干部王亚凯,他是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所用数据的主要统计者,还参与了去年的数据统计工作。
王亚凯说:“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案件管理办公室就收到报告起草组提出的数据查询需求。除了基础性数据外,今年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统计1999年到2019年20年来的办案数据,时间跨度非常大。”
全国检察机关开始使用电脑统计系统是在2003年,电脑统计系统有三个版本,使用时间段分别是2003年到2012年、2013年到2016年、2017年至今。这意味着,2003年到2019年的数据可以从三个统计系统上查询,而1999年到2002年的数据只能查看统计报表。
“1999年到2002年,三年的纸质统计报表有100多张,每张报表均有20余列、30余行,而且当时的业务名称跟现在的业务名称并不一一对应,查询难度和工作量都相当大。”王亚凯说。
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数据查询也相当耗时费力。王亚凯介绍:“比如,2018年开始实行监检衔接,2019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过监检衔接,今年要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加精确,需要用到监委移送案件的数据。由于当时的统计系统没有这个项目,只能通过案卡逐个统计。再比如,1999年到2019年批捕起诉严重暴力犯罪的数据及同比情况,单这一项就有1470个数据。”
忙活了两个多月,王亚凯共向报告起草组提供统计数据2500多项。特别是20年来的办案数据“新鲜出炉”后,王亚凯不禁感慨:“我们检察机关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办案数据不是简单的数据相加,其中有责任、有情怀,记录着检察足迹、法治进步。”
对历史负责:办案数据客观精准呈现
相比语言文字,数字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怎样用好数据,让数据说话,需要智慧。
“最高检工作报告不仅是书写检察工作,还要努力成为反映整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状态的重要历史文件。数据作为报告的重要支撑,必须做到客观精准呈现,这也是对历史负责。”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做到精准往往没那么简单,很多具体数据要比对往年统计的罪名范围,有的专项活动数据是业务厅线下统计,有的综合数据因形势变化需要调整统计范畴……
为保证最高检工作报告所用数据准确无误,王亚凯专门对比去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把今年工作报告中用到的所有数据全部排查了一遍,对需要案件管理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进行核准,对需要其他业务厅提供的数据作出备注。
报告正文使用数据有限,可仅案件管理办公室就给报告起草组提供了2500多个数据,大量数据的用途在哪里?采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报告不是数据的堆砌,2500多个数据不可能全用,我们主要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掌握整体情况,提炼总结规律。”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正文中,除了增加同比、占比的使用量,还较多地使用了动态反映三年、五年办案情况变化的数据,这样能一目了然地展示司法办案走势,方便代表委员对比和理解。
破解执行难,社会广为关注。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统计了“共同破解执行难”的情况:“对执行活动中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23437件,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批捕2318人,同比分别下降1.6%和2.4%。”
“这组数据同比下降很小,在起草工作报告时,有人建议不写进去。但是大多数意见认为,数据下降就是下降,是客观事实,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就是对历史负责。”报告起草组负责人说。
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共出现了11处同比下降数据。其中,对2019年检察机关办理暴力伤医案件的统计显示:“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犯罪1637人,继2018年同比下降29%后再下降48.9%。”“这说明党和国家重视医疗体制改革,人民群众对破坏医疗秩序高度关注,医疗管理部门、司法机关携手维护秩序,综合治理成效明显。”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作出解释,但北京孙文斌杀医案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也说明有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过程。无论什么原因,暴力杀医伤医,法律绝不容情,必须坚决从严打击。
跟数据快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湖北省政协常委、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注意到了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数据的新变化,他说:“能够破除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的思想壁垒,实事求是公开数据,最高检做得非常好!数据上升或下降都是有原因的,百姓要了解最真实的数据,要看真实的检察办案状态,所以数据不仅要尽量公开,而且要尽量细化。”
叶青还注意到最高检按季度公开发布业务统计数据的做法。2019年10月30日,最高检对外公布了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这也是最高检首次按季度对检察业务统计数据进行公开发布,目前也已经成为常态。“数据公开制度化,我们统计上就是这样的做法。过去一年只能看到一次最高检工作报告,每项数据都大得惊人,数据是怎么变化的也不容易看出来。现在按季度公开发布统计数据,人们就可以看到数据的变化,而且人们每个季度都会关注到检察工作。这就是法治的进步。”叶青说。
通读最高检工作报告后,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韩永进说:“它是一份向大会宣读的工作报告,也是检察工作、司法工作的重要历史性文献,客观、准确、完整地呈现数据,让这份报告更具史料价值。”
对人民负责:办案数据回应人民期待
申诉,是公民维护权益的一种方式,每一起申诉案件都是百姓的揪心事。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检作出庄重承诺:“将心比心对待群众信访,建立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
时隔一年,承诺兑现了吗?
“全国检察机关新收群众来信491829件,均在7日内告知‘收到了、谁在办’;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99.2%。”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用一组数据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同时,在全口径办案总数中,增加刑事、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数,也是最高检紧盯“告状难”“申诉难”痛点问题,以百姓心为心,在数据上作出的积极回应。公开更多的数据就是要接受人民监督,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对此,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深有感触地说:“今年是我第18次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最高检工作报告,每一年的报告都有新变化,今年尤其感到惊喜,我听到了与往年报告的呼应,与人民心声的共振。”
韩德云说:“现在人民群众既高度关注每个案件的司法公正,也十分关心司法检察大数据、法治建设大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办案数据的公开化、透明化是非常好的回应,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对人民群众而言意味着‘心里踏实’,申诉案件不再像过去那样石沉大海。明确答复时间、答复程序和答复内容的要求,这是很大的进步,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韩德云表示,申诉数据承载着老百姓的“烦恼”,特别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和司法办案,努力办好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每一件信访,这也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之义。
自2018年以来,最高检注重深挖业务数据的价值。为了让业务数据真正“活起来”,成为检察业务管理与决策指导的依据,最高检专门成立了业务数据分析研判会商工作小组,每季度召开的会商会议,已经成为最高检党组调度、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各项业务工作的重要平台。
第一次全口径公开检察办案总数只是一个牵引,连接着全体检察人的初心、使命。接下来,检察机关将致力于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推动新时代法律监督再上新台阶,孜孜不倦为检察业务数据增添责任与情怀的绚烂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