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教育专家共议学生减负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如何破解?

日期:05-25

原标题:人大代表、教育专家共议学生减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如何破解?

封面新闻记者滕瑾粟裕

圆桌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近日,人民网公布2020年两会调查结果显示,网友投票选出的10个最关心的两会热词中,“教育现代化”位列第四。在“教育现代化”“您最关注教育改革的哪些举措”等选项中,“中小学生课业‘减负’”再次成为网友投票最高的选项。

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福建省委会主委吴志明领衔,10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中小学生松绑减负的提案》。同时,记者也注意到,《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曾刊文指出,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学生“减负”减了多年,为何依然是网友最关心的话题?“减负”是否会影响学生学习效果?针对这些问题,封面新闻采访了来自教育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及教育领域的专家。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

“学生减负”是“减负不减质”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为‘学生减负’的议案建议,我提了很多年。但‘减负’多年,孩子们的课业负担越减越重。”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源自家庭对孩子的高期待值,家长受‘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思想影响,认为一定要让孩子成功。”

第二是源自学校的评价体系,王家娟说,“老师和学校需要通过学生的成绩来体现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这份压力最后还是落在学生的身上。”

第三是源自社会就业压力,“如果学生从名牌大学毕业,工作会比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好找。为此,学生只能牺牲睡眠,大量补课、做题。”王家娟表示。

另外,“最近几年学校通过各种形式为学生减负,结果家长反倒焦虑,担心孩子学习效果,这也让一些校外辅导班、培优机构‘火’了起来,出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情况。”王家娟说,“只有实现教育公平,每个学生均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才能淡化这种现象。”

同时,王家娟指出,“减负”并不会降低学生的学习质量,“‘减负’不是不让学生学习,而是‘减负不减质’。

首先,老师要提高教学水平,让学生在较少时间内理解所讲内容,而不是通过反复做题来实现对知识的掌握。”

其次,家长要有正确的理念,“不要一味逼孩子做题,知识点掌握即可,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第三,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学习效果并非与学习时间挂钩,老师和家长要教孩子‘会’学习,学会对同一类的题目的解题方法举一反三。”

王家娟还特别提出,为提升教学水平,也需要为教师减负。“这个‘负’是流于形式的各种检查、填写各种表格。同时,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需要家长更多参与,不能完全依靠老师。只有处理好这两方面问题,老师才能有更多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从而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育人质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需改革教育评价体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我国出台许多‘减负令’,但学生减负的效果并不显著。”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学生的负担沉重,根源有二,一是我国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超前教育,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生负担反而更沉重。二是我国升学考试制度,用单一的分数评价选拔学生,导致整个基础教育盛行唯分数论。”

熊丙奇指出,减负可分为三阶段。首先是抓学校规范办学,“实行‘校内减负’后,很明显的是‘校外增负’,尤为典型的是放学后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离校,既增加部分家长接孩子的负担,又催生校外培训热。”

其次是抓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一阶段强调“校外减负”,即在校内减负的同时,要遏制校外增负。“提高准入门槛等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式,其实会导致正规培训机构的学费上涨,其根源在于家长对培训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再次是抓综合治理,重点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小学、初中的“掐尖”行为。这一轮治理,会消除择校热,“不过也会让学区房(学位房)价格飙升,同时,家长对课外培训班的需求会更旺。”

熊丙奇认为,要切实给学生减负,需要聚焦两个关键点,“首先是依法治教,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教育职责并依法履行职责。第二是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论,建立公平、公正的多元评价体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学校现代治理,防止权力和利益因素干扰教育评价。”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多元评价机制是减负治本之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2010-2020年这十年学生的学业负担比前十年更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封面新闻表示,“学生负担重的根本原因,还是教育体制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导致。”

在储朝晖看来,“几十年来都在依据同一个评价标准进行人才选拔,使得管理评价的基本理念根深蒂固。实现更深层减负,依旧要推进整体教育评价机制改革。不能再单单停留在考试改革上,招生机制和评价管理机制也要改,要根据大学的招生需求来改,而不是依旧只看高考总分数。”

他建议建立高校多元化招生模式,不单纯以考试分数评价学生,使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学校才可能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自身条件,办出特色教育,减负也才能真正落实到位。”

“对学生的评价权利要进行分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第三方机构都有权利参与。”他强调,“对于学生的录取不能是单一标准,可实施招考分离,不同大学可有自己的招生标准。而家长也要树立长远的终身发展的教育观,当用同一套标准进行要求、用相同的内容进行测试时,排名结果总会有学生在前,有学生在后。”

储朝晖认为,统一的评价标准无法满足社会多样性需求,需要承认孩子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给他们更多自主学习空间和机会,教育评价多元化才是减负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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