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大代表雷冬竹：ICU病床占比偏低，建议加快重症医学发展
人大代表雷冬竹在自己的办公室，中餐是盒饭。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谭君
“听他们在前线抗疫的故事，听一次，我流一次泪。”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说。
她口中的“他们”，是疫情爆发时自己派出的援鄂医疗队。这是雷冬竹引以为傲的一个团队，在湖南对口援助的湖北黄冈，这支医疗队直接援助了当地的重症病房。
一场疫情暴露出不足，让作为医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的雷冬竹看到了医疗疾控乃至整个社会需要引起重视和完善的问题。为此，今年两会，雷冬竹带了5个建议上会，其中3个与疫情有关：包括加快重症医学发展，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弘扬社会诚信、打击治理假货洼地等。
谈重症医学：综合医院ICU床位占比约为3%
今年，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考验，您作为医生、院长，是不是有很多感触？
雷冬竹：
今年特别不平凡。疫情出现后，2月11日，我们医院派出一支15人的队伍支援湖北黄冈抗击疫情，3月22日平安归来。但你知道吗，最开始报名的是256人。最后我们选了这15人的重症医学队伍，他们的业务能力非常强的，是医院的心肝宝贝。（回来后）听到他们在前线抗疫的故事，听一次，我流一次泪。他们直接奔赴黄冈市的抗疫重地——重症病房，不顾可能被传染的风险，用精湛娴熟的ECMO技术，成功地将一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这背后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从他们的故事，以及整个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不足，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加快推进重症医学科的建设，整合医疗优势资源，在各个市建立以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为中坚力量的公共事件应急医疗中心，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此次疫情暴露出重症医学哪些问题？
雷冬竹：
《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要求ICU病床数量一般以ICU病床数占医院病床总数的2%~8%为宜，并可酌情增加。目前我国综合医院ICU科室床位占比约为3%，仍远低于美国的15%，特别是基层医院更加薄弱，我国二级医院设置重症医学科的医院还不足20%。
新冠疫情发生时，作为国内重症医学较发达的武汉，其主要的29家医院，ICU床位（不包括专科ICU）也仅有594张，医疗资源不足。
近20年来，重症医学虽成为独立的临床一级学科，但在许多医院，重症医学行政上尚未独立成科，而是与麻醉科、急诊科等科室在一起。相应的配套政策也不完善，比如重症医学无自主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重症医学尚未纳入教育部学位办的学科目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科后备力量的成长。重症医学医生多为其他专业转入，缺乏系统的培训，也影响了专业队伍的水平。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走廊。
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快重症医学的发展？
雷冬竹：
我认为，重症医学是需要进行储备的。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有这么多病人，但是你必须储备好，一旦有重大伤亡事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样才能降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隐患。
所以我建议，加快推进重症医学科“设置普及化、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以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为中坚力量的公共事件应急医疗中心，以应对各种灾害、瘟疫等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这就需要系统培养重症医学专业人才，提高重症医学专业水平。我呼吁国家卫健委将重症医学纳入住院医师培训目录，教育部设立重症医学本科、研究生培养专业。
谈公共卫生应急：构建及时准确的监控预警信息系统
您强调的要建立公共事件应急医疗中心，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还有哪些短板和不足？
雷冬竹：
在2003年抗击SARS后，我国建立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还是取得了重大成效，在实践中成功地应对了汶川地震等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时隔近17年，我们已进入了高铁、5G时代，人员流动性极大，给传染病防控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目前我国传染病疫情的监测启用网络直报系统。但该网报系统对上报信息的识别、判断、及时性和准确性有待甄别，从而影响流行病学调查的顺畅和溯源，对疫情防控极为不利。而且，该网报系统并不对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开放，绝大多数基层的个体诊所和部分民营医院就没有网络直报权限。
加之部分一线人员对传染病疫情的识别能力、危机意识、报告意识不强，传染病防控专业技能也掌握不够，就容易造成传染病的误诊、漏诊而蔓延的危险。
另外，基层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内部各专业机构、各疾病病种监测信息数据未实现集中整合；疾控信息数据与医疗机构临床数据系统间相互隔离；卫生、疾控、医保、民政、公安、交通、气象、水利、测绘、国土、安监、林业、环保等部门间数据互为壁垒，难以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之所用。这些都制约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预警能力。
您认为应如何改进和完善呢？
雷冬竹：
第一，疾控中心与医院，预防与临床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下一步急需做好的；第二，疾控的应急队伍建设一定要体系化，特别在每个地州市应该有一个集中的应急公共卫生救援中心。这样，不管什么传染病还是重大突发事件，都可以在这个应急中心处理好，能更好地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建立这样一个中心，首先要构建及时准确的监控预警信息系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构建适合区域特点的、敏感的、高效的预警应急系统。同时，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网络建设纳入城市公共安全信息共享网络系统，形成融指挥协调、现场监控、预测预报、医疗救治、物资储备等功能为一体，横向和纵向相互连通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电子信息网络系统。
其次，人才很重要。应当提高应急管理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应急决策能力，培养一支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应急管理队伍，尤其是现场急救、流行病学、检验、卫生监督执法、危机沟通和健康教育等专业人才。
第三，充足的资金和物资是应急管理工作成败的前提和重要基础。这次疫情期间，出现了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建立重大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和目录，防护用品尤其要优先储备保障，应急储备物资可以定期流转轮换。在应急资金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公共卫生的资金保障力度，将公共卫生事业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统一规划、布局合理、功能明确、装备完善的省、地市、县、乡四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基地网络。
最后，我认为应当完善相关法律。重新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充分吸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教训，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联防联控机制制度，明确属地、部门、行业、单位、社区、楼栋、单元、家庭、个人的防控职责，形成科学严密的体系，补齐防控工作短板和漏洞。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化对新发传染病、新现传染病以及不明原因疾病等应急响应和防控措施的落实。
谈防疫物资：假货洼地现象背后是诚信体系建设
谈到疫情期间出现的医疗物资紧缺，您是不是深有感受？您还提出了打击治理假货的建议。
雷冬竹：
今年新冠疫情，我们的应急物资储备不足，非常着急，一不足大家就急于去买，有市场需求可能就有这个制造假货的空间。疫情期间，一些地方出现了涉疫刑案。所以我建议，除了国家加大对应急物资的储备，同时还要加强对假货打击力度。首先，由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建设统一的第三方监管平台。像假口罩、防护服，这种造假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流入医院或者疾控部门，它没有起到防控的作用，相反还是传染源。
第二，要建立诚信体系，就像这次防控疫情一样，打击这个假货销售的洼地。第三是电子商务法的落实还要具体化，有些平台落实得好，有的平台落实得不好，一些社交电商连基本的信息比如商家的经营地和发货地都不公示，给执法和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难度。虽然有法律，但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一部好的法律没有好的执行力度，那这个法律也起不到作用，没有威信。
您同时也是全国守信道德模范，在呼吁诚信经营上还有哪些建议？
雷冬竹：
诚信对全社会太重要了。企业也好，平台也好，一旦你销售假货、制造假货，你就没有了诚信，那么你的市场也稳不住。客观上，群众对假货辨识度不高，维权意识不强，执法人员也难以很快追查跨平台流窜的售假者，更有甚者，被处罚过的售假者换一个监管相对松的平台、换一个马甲又能继续售假，形成假货治理洼地。所以，抗疫暴露出来的假货治理短板，需要各级政府、执法机关、全社会给予高度重视。
最近，我们郴州获批成为湖南省地级市中首家互联网医院。疫情防控期间，老百姓有些病完全可以在网上咨询、线上问诊，不用到医院来承担被传染的风险。互联网我觉得像一双翅膀，它能飞得更高，特别是能够打通我们医联体，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最后一公里问题。在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中，诚信就很重要，比如药品质量要有保障。
最近我还跟药企的在谈，我说，我知道你们企业要利润，但一定要确保产品合格。如果用了低价伪劣药，耽误了老百姓的生命，我一定不放过你。所以我迫切希望全社会的诚信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对造假者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