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为何视中国为精神乌托邦？
撰文|王志耕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今年是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我想借此谈谈托尔斯泰有关中国的阅读和理解。
托尔斯泰活了82岁，除了当过几年兵，读书写作是他一生的职业，甚至服役期间也从未间断过。托尔斯泰的全集有90卷之多，而他读过的书则无计其数。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有两万多册藏书，涉及30多种文字，足以媲美一座小型图书馆。
列夫·托尔斯泰画像。
托尔斯泰在世的时候，这些藏书中并没有中文书，但有一些中国古籍的西方语种译本，如《道德经》、《大学》、《中庸》，以及介绍中国的书，如法国驻华大使西蒙的《中土之国》的俄译本，英国人詹姆斯·勒格三卷本的《中国古典作家》、米多乌斯的《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及其起义》，等等。还有中国人送给托尔斯泰的书，如中国留学生张庆桐送的他和俄国人一起翻译成俄文的梁启超的《李鸿章》一书，有辜鸿铭寄来的英文著作《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和《尊王篇》。
我们在《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中收入了他1891年，也就是他63岁时开列的一个书单，在这个书单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孔子和孟子——印象非常强烈；朱利安的《老子》的法文译本——印象强烈。托尔斯泰对中国的典籍不仅是阅读，而且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除了撰写文章，如《孔子的著作》《老子的学说》《中国贤哲》等，还亲自从德文和法文翻译《道德经》，编辑出版了《托尔斯泰选译中国哲人老子名言集》，主编或推荐出版了《孔子——他的生平和学说》《墨子——中国的哲学家》等。
《托尔斯泰读书随笔》（俄）列夫·托尔斯泰，王志耕、李莉、杜文娟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4月
托尔斯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托尔斯泰本人是一个对所谓现代文明极为反感的人，而对他所了解的中国农耕文明十分推崇。在托尔斯泰生活的19世纪，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1851年英国举办“水晶宫”博览会，成为当时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在俄国也有人对此表示十分羡慕，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以颂歌般的语调描写了他曾在伦敦亲眼看到的辉煌景象。但在托尔斯泰看来，现代科技带给人的是桎梏和愚昧，而不是文明。他在本书收入的《阅读圈》
（节选）
中就谈到，那些“对化学周期表、视差和镭的性能一无所知”，而却“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并且不以此为傲”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因此，他主张中国人应当继续过以前那种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儒释道的教义，克己、忍让，那么，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表现托尔斯泰劳动场景的油画。
托尔斯泰还读了一些介绍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书，在给庄园附近的农民孩子编写的读本中收进了一篇童话故事《中国皇后西陵氏》，就是讲嫘祖创立种桑养蚕之法的故事。说西陵氏发现蚕会吐丝织茧，她就把蚕茧解开，纺成蚕丝，再织成丝巾。她又观察到蚕生活在桑树上，便采集桑叶喂蚕，从而普及开来。“自那以后五千年过去了，中国人至今还记得西陵皇后，并且设节日纪念她。”这个故事虽然短小，但却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向往，原始、自然、聪明、勤劳、自力更生。他在没有写完的文章《孔子的著作》中谈到，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勤劳，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先师孔丘”的学说之上的。
托尔斯泰的秘书在其日记中记载，曾经有一位挪威记者来探访托尔斯泰，谈起挪威的法律精神和警察制度，并夸赞他们的警察恪尽职守。托尔斯泰最后竟然回答说：“您总是自吹自擂，可是在上海，那里的居民大概比你们全国的人口还多，可城里中国人生活的那部分城区根本没有警察，也生活得很好。”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当时的上海租界那部分是要靠警察来维护治安的，而本地居民所在的城区却根本不需要，原因是，中国人一方面保留了由农业社会传下来的谦恭中庸的美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教育是伦理教育，而这正是其他国家所缺少的。
在他所讲到的中国思想中，充满了自我完善与爱的内容。如他在《阅读圈》中摘引的中国哲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于善人我将努力模仿，看着恶人则努力纠正自己。”“看到一个圣人时，就要想一想自己，考虑自己是否也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看到一个浪荡子，就要想一想，自己身上是否有他那样的恶习。”这些话显然是他根据孔子的话改编的，把孔子的短句改编成附加上托尔斯泰本人忏悔和博爱的观念，从而确立一个他借助于中国思想而建构的理想生活准则。
托尔斯泰画像。
把无为思想与基督教禁欲主义联系起来
托尔斯泰对中国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和老子的“无为”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他在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令人惊叹。这与老子完全一样——遵从自然法则，这就是智慧，就是力量，就是生活。……它使我受益匪浅。”无论西方文化也好，俄国文化也好，最缺少的就是中庸之道，西方充满冒险精神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
（斯宾格勒语）
不必说，俄国文化的“突变逻辑”
（洛特曼语）
更是使这个以东正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在历史上充满了种种极端行为。
他向往的是平和、纯朴的天然生活状态，所以他在退役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像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那样，回归田园。然而，托尔斯泰骨子里还是个内心充满激情的俄国人，一切时事，尤其是那些违背了他本人的精神主张的现象和行为，无论对象是教会还是沙皇，他都要撰文发声，这也是导致他1901年被俄国的至圣宗教院开除教籍的原因。所以，我们还要看到，托尔斯泰总的来说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去接近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的。
比如，他对老子“无为”学说的理解。老子的无为说首先是一种形而上学，讲人与天道的关系，指的是人应当顺应天道，无为而治，“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到形而下的层面上，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君王应当无为，给百姓自由，国家自然而治；二是百姓应当无为，不为世俗利益而争斗。这些思想恰恰契合了托尔斯泰本人的否定国家权力、主张人的自我节制的主张。
因此，托尔斯泰是从逆向的角度来理解无为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老子的“无为”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思想，也是一种最高的德行，无为就避免了恶的发生。一切恶都来自“为”，当代的奴隶制就是因为你要治理国家，当代的野蛮就是因为你要教育，反而出现了“教会的谎言和迷信的宣道”。所以，最终，托尔斯泰把“无为”与基督教观念中的否弃罪孽和禁欲主义联系了起来，他在《生活之路》中甚至专门设一节讲“无为”，并称无为就是要与无节制行为进行斗争。
托尔斯泰的庄园。
中国人民应当创造真正有意义的自由
托尔斯泰对“无为”的理解，还涉及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这就是他阅读中国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反对暴力。老子是劝君王“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托尔斯泰是否定政权的暴力行为。当他在对西方的发展表示失望的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则寄予了厚望，因为中国有他所推崇的非暴力思想根源。他在188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孔子是对的。不是政权的力量，而是信念-艺术-教堂的力量，是生活礼仪、娱乐、相应的道德，才容易使人顺服。”
他在本书收录的1905年给张庆桐的信中说：“中国人民的功绩就在于，它表明，人民的英雄气概并不在于暴力与残杀，而在于忍耐到底，面对一切挑衅、侮辱与苦难，保持隐忍的精神，远离恶，宁可忍受暴力也不去施加暴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把中国在与列强对抗中的失败看作了一种隐忍和功绩，同时对日俄战争双方的杀戮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托尔斯泰在信中称中国的“保守性”比基督徒们所处的“仇恨、挑衅和争战不休的境况”要好上一千倍，他担心的是中国会走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如他说的，中国人民“应当创造的不是信仰、言论、代表制度等形形色色的自由，而是真正的有意义的自由，这就是，人们的生活无须依靠政府，除了至高无尚的道德法则，不对任何人表示服从”。
传记电影《列夫·托尔斯泰》(1984)，反映了托尔斯泰晚年的离家出走。
其实，托尔斯泰最担心的是中国会在当时恶劣的世界局势下走上暴力的道路而背离传统，所以他在辜鸿铭送给他书之后，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发表，其中写道：“我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中国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并且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武装起来，能够用武力驱除一切欧洲强盗
（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坚忍不拔、勤劳，而主要是人口众多，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这就可怕了。这不是像西欧最粗野和愚昧的一个代表——德国皇帝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可怕，而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可怕：中国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是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过的、离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迟早应该返回来的生活。”
当然，历史并没有按照托尔斯泰的设想发展。在今天看来，他的理想更像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在他阅读的古代中国的身上曾经发生过。而今天的世界波诡云谲，相信托尔斯泰如果能活到现在，也许会对中国有一番新的阅读理解。
撰文王志耕
编辑徐伟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