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众院版本的“法案”获通过，该版本也被外界视为是最初版本的“增强版”，“增强版”的修改包括增加“限制出口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监视或限制维吾尔人及其它中国公民的通行或行动设备”，由于与最初版本有不一致之处，“增强版”当时又送回参院审议。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刚刚再次通过的版本以“增强版”为主，内容包括要制裁中国官员、并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交报告，其中“需包括再教育营及强制劳动营内扣押的预计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又删除了有关“出口管制”的内容。
“出口管制”内容先增加再被删除，参众两院版本的这场“拉锯战”引发学者不同角度的解读，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钱锦宇认为，参议院删除“出口管制条款”可能与疫情之下美国经济不断下滑压力有关，“毕竟美参议院3月下旬已就经济刺激计划达成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反恐专家王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所谓“出口管制”主要针对安防类电子产品如无人机、摄像头等，“美国试图限制在反恐维稳中可能用到的一些技术或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其实这些技术已大量国产化，美国根本限不住，没有什么意义。”
王江说，相反，美国对于中国安防产品有很高的依赖，2019财年美“国防授权法案”曾要求联邦政府机构不得采购或获取任何使用“受控的通信设备或服务”，“此前美国媒体甚至发现，一些美国公司卖给军方的产品，号称是‘美国制造’，但其实是中国产的。甚至美国自己的专业人士都说，全部拆除或者替换是不可能的。”王江说，出于成本、技术等各种考虑，短时期内如果真的遵守“出口管制条款”，会导致美国安防设备的供应短缺，“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会删除‘出口管制’。”
一位要求匿名的人权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删掉“出口管制”内容是因为打击面太广，会影响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在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专家就曾提出异议。”
“有必要关注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每一次变化。”长期关注西方涉疆报道与“东突”动向的土耳其记者艾尔肯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种增了又删的“拉锯战”恰恰说明美国反华政客的所有指控都缺乏适当的现实依据，以至于不得不反复更改与政治现实相抵触的内容。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所有中外学者都表示，美国参众两院最终会协调出炉最终版本送交特朗普签署。“结合现在的中美关系背景，我认为这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王江认为，该法案的最终版本内容很有可能“原封不动”，且从过去参众两院审议来看，每次都是高票通过，因此在版本协调上所用的时间可能也不会太长。
“美国参众两院肯定是达成一致的。”上述匿名人权学者认为，特朗普签字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目前美国抗疫不力，大选临近且选情胶着，有人把现成的能够转移大众视线的法案送到他面前，他怎么可能不签？”巴基斯坦《独立新闻》记者萨米尔·阿萨迪15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国参议院通过该“法案”表明，华盛顿正试图转移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美政府抗疫失败表现的关注。
“美国国内疫情那么严重，政客还有闲心折腾新疆。”一位新疆地区民众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现在我们新疆老百姓生活得很好，复工复产正在稳步进行，没功夫理睬这些‘妖魔鬼怪’乱搞。”阿萨迪的看法跟这位新疆民众很接近：“是时候让美国政府决定是要挽救美国人民的生命，还是要对中国施加毫无根据的指控了。”
梳理美国参众两院推动“涉疆法案”的重要时间点就会发现，疫情并没有太多干扰其节奏。王江强调，美国参众两院和特朗普本人真正应当考虑的是，是否真的需要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样一部“法案”来“火上浇油”，打击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中美关系，美参议院通过“法案”遇到当下中美关系落入低谷的“最坏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双边关系的容错空间小，承受力比较弱，因此它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将比没有疫情时要大得多。
“这是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中国各族人民的感情。”王江说，最让他担心的是，这会导致中美“911”之后在反恐和一系列安全事务上已达成的合作和默契的被彻底破坏，反恐领域里双方互信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减轻了国际反恐的压力，是国际反恐行动的一部分，美方的做法对全球的反恐合作都是严重打击。”
“这是美国首部全面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严重侵害中国内政的法案，它是一部‘上位法’，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系列动作。”上述匿名人权学者表示，美国还可能将此“法案”捆绑中美贸易摩擦，干扰上合组织合作。他认为，该“法案”同时也给在美的“东突”分子传递错误信号，挑拨海外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关系，并严重侵害他们的人身安全，“例如根据法案内容，美国有可能会逼迫海外维吾尔人‘举报’和提供信息等。”
“对中国来说，这样的指控很烦人，就像蚊子咬一只强大的老虎一样。”塞尔维亚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塞尔维亚社会党副主席普雷德拉格·马尔科维奇15日对《环球时报》这样形容。马尔科维奇曾于2019年9月访问中国新疆，其间曾到喀什的教培中心、宗教机构和当地市场参观。他表示，该“法案”只是美国广泛反华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在1990年代，‘宣传炸弹’首先用来对付我国，然后是真正的炸弹和破坏。幸运的是，今天这样的情景对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钱锦宇同样认为该“法案”只是为了抹黑中国，争夺国际人权话语权从而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对于“法案”中的指控，他认为纯粹是歪曲事实，毫无真实性可言，“但这会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积极展开对外宣传和应对，对冲消极作用。”
除话语权层面应对之外，有学者也曾建议过多种反制措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去年12月曾对《环球时报》表示，应考虑针对美国推出“不可靠实体清单”，将随着美方“法案”起舞、且可替代性较强的企业列入其中。而王江则提出，反制措施应该更聚焦于炮制并推动“法案”的美国政客本人，从而降低对普通美国人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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