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抗疫看中国科技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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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率先行动,率先控制,率先恢复,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科技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本次抗击疫情效果看,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规划先行、新型举国科技体制等科技制度,均发挥了独特优势和治理效能,充分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有效降低病死率,完整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及其强大治理效能功不可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5月8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统筹运用综合国力,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我们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及时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多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科学技术巨大威力的释放,是中国科技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一次集中体现,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结果。
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到“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无不是党的全面领导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高度,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中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的重要论断,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形成了从理论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科技对战胜疫情的支撑作用,对加快科研攻关作出一系列部署。在地位作用上,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从而把“科学防治”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任务要求上,要求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品;在科研组织上,重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要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综合多学科力量,合力攻关;在治疗手段上,要求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优化诊疗方案,提高临床救治有效性;在时间进度上,要求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急事急办,力争早日取得突破,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曾指出:“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正是因为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把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贯穿科技改革发展的全过程,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我国的科技事业才能够劈波斩浪、不断前行,才得以在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来临时应对有力而高效。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身。”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能够从当初的“一穷二白”的被动局面转变为今天千帆竞发、迎头赶上的局面,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坚持走出了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为全面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动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开启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才使中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科技竞争、产业竞争、贸易竞争,乃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始终居于主动地位。这些年我们在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C919大飞机制造、国产航母制造、北斗导航系统等一大批领域取得的突破,以及在国际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话语权提升,无一不是坚持自主创新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在抗疫中,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国产检测试剂、诊疗设备和治疗药物都发挥了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
规划先行与顶层设计优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正是在于强调和推行统筹规划、协调并进。这一点体现在包括科技在内的全部事业发展上。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从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基础科学等13个方面凝练出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为中国科学技术制度的顶层设计先行模式开辟了道路。其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1991-2000)》《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重要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以这次抗疫展现的科技力量来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布局的“重大新药创制”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两个科技重大专项,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管理部门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的重要指示,加大了对生命科学,特别是涉及人民健康领域的科技投入布局、部署,为此次抗疫实现病毒溯源、药物筛选、救治方法创新和疫苗研发等多学科综合科研攻关,提供了充分保障。
这种规划先行与顶层设计优先的科技制度的优势在于:一是以整体带局部,以系统效能设计构成部分功能;二是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形成近期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组合优势,使每个制度之间是“接力赛”而不是“擂台赛”;三是保证重点问题的发现和重大任务的提出能够有效贯彻落实。
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从实践来看,科学技术成果的涌现,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科技设施、科技投入、知识传播、产业开发与企业创新等多要素的集成效应,而要做到这一步,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技体制是不可想象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任务。这一制度上、体制上的优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得到了全面验证。
疫情发生不久,科技主管部门就根据各方研究成果,及时总结推出新冠肺炎治疗的“三药三方案”,持续探索完善中西医结合、恢复期血浆、干细胞等治疗方式,大幅度降低了感染者的病死率,及时阻断了病毒的传播路径。这次抗击疫情的科技突击战实践表明,正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科技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中科院等部门和单位成立科研攻关组,下设药物研发专班、疫苗研发专班、检测试剂专班、病毒溯源专班等,迅速集结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紧急调配资金、设施,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才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多方面成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所强调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科技制度诸多优势的同时,也要居安思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中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要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为此,我们要在总结科技抗疫经验的同时,还要全方位地检视当下科技创新体制的长板和短板,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创新成果,让长板更长,把短板尽快补齐,同时把已有的科技制度优势真正转换为现实的治理效能,让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