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站在现代文明前沿，我们该如何追求自我实现与心灵自由？
《静物》写了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主人公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与心灵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又必然面对家庭羁绊和道德失衡。也正是这种追求，使小说产生一种心灵史诗的质感。
撰文|凯鹅
如果你打算用文学表现世界，摆在你面前的无非两条路，一条是海明威式的，另一条是福楼拜式的。
海明威追求电报文风。电报要快，要凌厉，要简洁，但简洁并不容易。它实际上是克服表达欲望，对言说之物妥协，去跟最明白无误的词汇死磕。为此海明威提出了创作的冰川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在文本不曾触及的地方可以隐藏大量的潜台词。
福楼拜则完全不同。他把文字当照相机使，精雕细镂，巨细靡遗。《包法利夫人》里一顶帽子的出场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电报文风是克制与妥协，福楼拜式的写作法，则是一种对言说之物的无限制攻占。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太多拙劣的海明威仿写，这些文字不具备海明威的天才，便只剩下面对黑洞洞现实时的话不投机。而福楼拜是可贵的，就算抵达不了，那也是词对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但是，连低配版的福楼拜也不好找，这要求作者每一寸的进入都是硬功夫。我可以欣慰地对潜在读者们声称，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才华横溢的作品——《静物》，就是一部福楼拜式的作品。
《静物》（英）A. S.拜厄特著，黄协安译，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
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现代生活
《静物》写了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其中又以斯蒂芬妮与弗雷德里卡的生活为主线。两姐妹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毕业后结婚生子，另一个奉行单身主义。耳目所及，是文豪和艺术家。心中所想，是现代人心灵危机。可以说，她们站在了现代文明的前沿。但与此同时，在物质层面则是缺少刺激的，物质供应已不成问题，也就构成不了需要探讨的话题，感官追求又占据不了生活的主场。
主人公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与心灵自由，这些都是内化的，很多时候是与他人没什么关系的。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又必然面对家庭羁绊和道德失衡。也正是这种追求，使小说产生一种心灵史诗的质感。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实为平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而与《约翰·克里斯多夫》不同的是，这部心灵史诗是由女性视角展开的，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以及作者拜厄特本人的哲学观、政治观，也在小说的表达中占据相当分量。
小说取名《静物》，人物也酷似静物。疏离、冷漠、独立，自成一体。每一个人仿佛自给自足，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他们也只关心着自己的问题。即便偶或瞥一眼其他人，除了几句颇显英式幽默的冷隽描写之外，也不会再投入更多感情。
这种疏离和冷漠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比如连妻子临产这种事情，也是独自一人排队，手里拿着华兹华斯诗集作为慰藉。她的思绪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在艺术和观念中飘荡着，攫取词汇和话语，寻求对实地生活的理解。
A.S.拜厄特，英国小说家、诗人、布克奖得主，2008年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英国50位伟大作家之一。其成长四部曲（《花园中的少女》《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是耗时近30年写就的颇负盛名的代表作，以一位英国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史诗，串连起二战后几十年英国的历史变迁。
姐姐斯蒂芬妮结婚生子，选择了家庭，但是她并非回归家庭，或者献身于“妻子”、“母亲”等身份角色，她还是自己的，并一直致力于自我的精神探索。
妹妹弗雷德丽卡与姐姐大异其趣。她是剑桥大学的风云人物，身处各种思潮、运动、辩论的中心。周围结交的朋友，都是诗人、剧作家、艺术家之类。她并不愿意回归家庭，而是追求思想和身体的解放。她乐意于去结交，乃至于“体会”异性，用各种方式。甚至身体层面的交往，也是服务于思想的注脚。
她所歆慕的对象——剧作家亚历山大，正在构思一部关于梵高的作品，名叫《黄椅子》。黄椅子是一把曾经存在于梵高与高更生活里的椅子，它见证了二人的友谊和决裂，见证了艺术天才的迸发。因此在亚历山大看来，它便具有了都灵裹尸布一般的神圣感。他的这个作品，就是试图通过一件静物挖掘梵高与高更交往的戏剧性历程。
一种抵达不可说之境的语言
小说取名《静物》是意味深长的。“静物”本身是绘画术语，意指一种绘画题材，同时也指绘画的对象。读者大可以把这部作品当作一件静物，它描写的是人，在这里面社会关系几乎被省略掉了，每个人都像被画笔捕捉光影的对象那样，变成一个静物。他们的内向生长，就是作者在意的光影。
拜厄特在小说里非常玄奥地提到，梵高及此前的其它一些画家，曾试图赋予色彩以感情，将之变成一种抵达不可说之境的语言。用画笔诉说的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由语言和动作搭建起来的世界自然大异其趣。正如梵高的画那样，观赏者总是能够从其鲜明的色彩与笔触中捕捉到情感、情绪的东西。
《巴别塔》（英）A.S.拜厄特，王一鸣译，读客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
大约是为了更好地描绘这种语言，拜厄特在小说里大段征引梵高留下来的文本。梵高个性鲜明的色彩感知式的描述，与拜厄特的文风奇妙地交织为一体。
这种通感式的修辞，不止成为拜厄特打开世界的法门，同时也正是亚历山大创作《黄椅子》的逻辑依据。由于是一种静物式的写作，拜厄特非常注意营造作品的结构感、空间感，人物的关系、叙述的关系，被严密地呈现为对位、呼应。而创作《黄椅子》的亚历山大所在的位置，似乎与创作《静物》的拜厄特形成了呼应。
亚历山大坚信，黄椅子蕴藏了梵高这位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中的某些秘密，而拜厄特也将其静谧而丰盈的玄思凝聚在词语和观念之上。毕竟，在后者这里，词汇、观念要比实际存在之物显得更加实在。
正如同静物离开了光线
正如学者型作家惯常表现的那样，拜厄特是旁征博引的，对艺术史、文学史皆是信手拈来，这些反而构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尤其是对异国读者而言，毕竟这些作者谱系，对他们而言远非耳熟能详。
但流畅的文笔和细致的观察，或能弥补晦涩、陌生带来的遗憾。更不用说小说里还有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救赎话题。流行文学喜欢用一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去做出思考姿态。譬如说，一提到赛博朋克文学，读者脑中立即便浮现出关于“高科技低生活”的批判；一提到科幻小说，我们便能够想到能源危机、智械危机。
与这些相比，最引人不安的恐慌恐怕既不在外部，也不在社会组织形态上，而是在于人们内心的枯萎。
“上帝死了”，尼采当年宣布。那么之后呢？人们的精神世界该如何重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词汇与观念中摸爬滚打，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或者从现实的片段里寻找寓言、启示。
一切看起来颇有深意，与此同时又破碎到毫无意义。
《孩子们的书》（英）A.S.拜厄特著，杨向荣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1月
然而，当我们从迷思与焦灼中醒来，仍旧需要收拾残山剩水。拜厄特写到了回避上帝的教会生活，写到了出奔，也写到了回归。写到了分娩，写到了死亡。如果人们衣食无忧，无冻馁之患，并严肃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些轻飘又沉重的话题便总是会找上门来——那时候，兴许读者会发现，《静物》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静物无非生死，生的部分太过神性和乐观，令人难以想往。兹录取一段书中关于死亡的描写，一只窗外飞来的麻雀，在儿子的喧哗中带走了母亲的生命，这样的情节设置，显得大有意味：
“她跪下来，从裸露的冰箱后背的下面往里看。冰箱离地约一英寸。麻雀就在里面瑟瑟发抖。她趴在厨房的地板上，卷起袖子，把裸露的手臂伸到冰箱下面，想用手指去够那只鸟，她已经看到了它明亮的眼睛。
接着，冰箱突然迸出火花。疼痛感迅速传遍全身，斯蒂芬妮感觉手臂与金属黏在了一起，好像烧得噼啪响。她想，完了。接着，她好像看到了枕头上的两个人头。”
这是一段酷似福楼拜风格的叙述，冷静，准确，如同复刻。死亡就这样带着翅膀飞了进来，从这个家庭里带走了临终一刻还在思想的心灵。再往后，没有生也没有死，也没有上帝或者其它，只是“眼前一片黑暗”，戛然而止。
正如同静物离开了光线。
撰文凯鹅
编辑徐伟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