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准湖北籍”华为人记忆中的大武汉40年不完全简史
4月8日武汉解封。我在武汉的朋友们都迫不及待、蠢蠢欲动。
夏广润和老父亲是老武汉，感染新冠后成功恢复了健康，又嘬起小龙虾了！
老赵年前从北京回武汉，封城后也天天忙于远程“云办公”，终于高铁通了，要回北京了！
S生孤身一人在海鲜市场附近的房子里过了70多天，离父母家只有两站地铁却无法相见，于是股海沉浮关注天下大事，如今终于见到父母，要回深圳了。
过去这些日子，我们忙着见证历史。天天关注武汉，让我想起好多尘封已久的往事。
80年代：汉正街开启中国商业文明
湖南湖北一衣带水，一直是一家，合称“湖广”，就是两湖地区（并不包括广东广西）。湖广熟，天下足。直到乾隆年间，才真正将湖南和湖北分开来看。我的故乡是湖南南县，位于湘鄂边境，与湖北荆州市辖的石首、公安和监利都很近。
“云梦大泽”留下了大量的湖泊。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讲述的是湖北洪湖苏区的故事。我老家的段德昌烈士曾任红军第六军军长。袁国辉写过一篇《没有归队的女红军》，讲他的娭毑（奶奶）在红六军被打散之后，在石首的荷叶湖里躲了14天，一个后生每天来送一次饭，英雄救美的后生后来成了他的爷爷。无独有偶。我父亲的外祖父也曾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得已迁去湖北石首，那里湖多河多，劳力少，可以谋得饭吃。他在那里终老。
亲身感受武汉的影响力是从我八九岁时开始。
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兴起。妈妈时不时带着我去自由市场买各种东西。以衣服为例，自由市场的衣服式样多，随便挑，牌子上简单印着“上海生产”。传统的买布量体做衣模式于是土崩瓦解。
问小贩哪里进的货物，俱都自豪地回答：汉正街！
武汉和大汉口就这样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中。
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汉正街意即“汉口正街”，是汉口早期的中心街道，把握着商业命脉，素有“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汉正街恢复小商品批发市场，首批摆摊经营的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103名。那些不为传统体制接纳的人们找到了好机会。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曾被称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
也许可以说，没有汉正街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没有今天中国商业的繁荣，汉正街模式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亚于“小岗模式”的分田到户。汉正街主要是流通，生产还是来自全国各地。
一些年后，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全国遍地开花。浙江义乌毫无疑问是最有名的，淘宝和阿里巴巴之所以诞生在浙江，与此不无关系。专业市场，如深圳华侨北的电子市场也可以说源于此。
80年代：武汉钢铁产业历史悠久
2006年，我的第一辆小车是富康。当年著名的“老三样”，除了富康，还有一汽捷达和上汽桑塔纳。
当时三四岁的小侄子指着车屁股的五个字，天真地说：东风雪铁龙是世界上最好的车！
2014年12月9日转手，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再见了，伴我八年的老富康！送走它时，我当真有些留恋。还记得刚拿牌第一次开它时心惊胆战的感觉，也还记得大雪灾后在严重受损的京珠高速上从广东开到湖南的惊险刺激。
晚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开办了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汉阳造）。这也是武钢乃至于汽车业（二汽）的基础。
1957年，中苏合作，在武汉修建了第一座长江大桥，修建在武汉，是因为武汉有强大的钢铁基础。
图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武汉钢铁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造。70年代建厂时它便具有了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作家池莉曾在武钢工作。
一度武钢也不容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感叹：卖钢铁还不如卖白菜赚的多。近年，武钢和老对手上海宝钢强强合并，在供给侧改革的春风下，重新回到了盈利轨道。最近的新冠疫情中，武钢旗下的氧气厂加班加点，满足了武汉市医院急救的氧气需求。
富康轿车在中国的推出可谓不易。从1987年二汽派团参观雪铁龙汽车公司，1989年我国政府批准雪铁龙与二汽合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到1990年12月19日二汽与雪铁龙签署合资企业合同，1992年5月18日合资企业———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神龙的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拥有武汉、襄阳两大生产基地。襄阳就是《神雕侠侣》中郭靖、黄蓉两位大侠镇守的地方。
1995年，富康车的国产化率从40%增至80%以上，这得益于零部件供应商的本地化———80家供应商同东风雪铁龙以合作项目的方式建立了107家合资公司、5家外资公司。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因为雪铁龙公司的新车型少，神龙公司的影响力在逐年下降，但是湖北的汽车配件产业却大发展了起来。
今年2月，武汉疫情严重，中国复工难题冲击着全球汽车产业链。据媒体报道，本田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东风本田，3座工厂全部在武汉，总产量达125万辆。这三家工厂复工时间一延再延。
上汽通用虽然在武汉有一座工厂，产能60万辆，生产的车型为别克英朗、雪佛兰科鲁泽，是上汽通用旗下销量最好的三款产品之二。整车厂外，湖北省公布的汽车制造业零部件企业数超过1000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如法雷奥、博世和汽车天窗生产商Websto在武汉都设有生产据点。
这些零件厂将受到影响。随着武汉解封，复工复产不是问题。
90年代：长江航运的武汉枢纽
长江客运在1988年达到顶峰，武汉港是当年长江最大的客运中转枢纽港，可以直达上海。随着高速公路兴起，2001年10月18日，当“江申”117号轮最后一个班次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之后，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所属客轮全部停航。再之后，消费升级，沿江又有了旅游的邮轮，这是后话。
第一次感受长江航运是在1988年夏天。刚读完高一的我和胡、张两位同学，骑着二八大杠，一路九十余里，到了荆州辖下的石首。我们坐了拥挤的汽车轮渡过了长江，感受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池莉在《烦恼人生》中就写到男主每天在武汉坐轮渡上班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武汉，则是1990年8月底从武汉坐长江轮去南京读大学（东南大学）。也就是那一年，李小双、李大双兄弟在亚运会双双获得金牌。我们一大早出发，先在仙桃停车吃中饭，县城里很多垂柳。今天的仙桃有个非常有特色产业，全球第一，那就是——口罩。
傍晚到了武汉长途汽车站，旋即换乘公共汽车到达武汉港，花30多元买了四等舱船票，上了去南京的江轮。
图注：航行在武汉水域的“江申4号”轮
第二天的整个白天，我都在船上转悠。我到了散席舱，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餐厅里晚上放香港录像。在船尾可以看到螺旋桨转动留下的巨大的白色浪花。江面越来越宽，有江鸥飞来飞去。记得有处江面，一面清一面浊，这不就是泾渭分明？遇到了一个去南航读飞机制造的男生，说造飞机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我有些惭愧，我是填志愿的时候才决定学什么专业的。
近半夜到了南京的中山码头，沿途欣赏了南京长江大桥的灯光闪烁。1968年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完全自立更生建成的。
作者戴辉与父亲戴国良1990年摄于南京长江大桥
第二次到武汉是1994年寒假，这次是从南京坐江轮逆流而上到武汉。
90年代：电视塔巨型香烟广告
1994年，坐公交车穿过长江大桥去武昌火车站。当年这还是武汉唯一的跨江大桥（二桥在一年之后的1995年开通)。
看到了龟山电视塔，不想看到也不行啊，因为太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与黄鹤楼、长江大桥并肩的武汉名片。
我看到电视塔的第一眼就被震惊了，因为铁塔上有四个巨大的字母——KENT。
KENT（“箭牌”）1992年以每年70万元的巨资在武汉龟山电视塔上做形象广告。整个电视塔，通体是白底绿字 KENT四个字母，远远望去，电视塔就像一支巨型的 KENT香烟。迫于各方压力，龟山电视塔于1994年6月中止了KENT广告发布合同，并付出了10%的违约金。
龟山电视塔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兼有旅游观光功能的钢筋混凝土广播电视发射塔。该塔于1986年6月竣工投入使用。塔高221.2米，海拔标高311.4米，相对高度280米，就高度而言，建成时居全国之首，有“亚洲桅杆”之称。
看到了神塔，我很激动。到了武昌火车站后，我在广场里逛游，高歌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90年代：造访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大学
这次新冠疫情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很多校友战斗在卫生战线上，附属的同济与协和医院也收治了很多病人。
同济据说是据说是DEUTSCH的音译，前身为德国医生宝隆博士于1907年创建的上海德文医学堂，后发展成为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1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至武汉。
2000年5月26日，华中理工大学与之合并，并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简称从“华工”改为“华科”。从此一说“华工”，就是华南理工大学了。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则简称“华理”。
1994年我第一次去了同济医学院。坐江轮在武汉上岸之后，白天有一些时间逗留，我想找一个大学去参观参观。看地图，同济医学院离武汉港近，鬼使神差地决定去这里看看，因为我自己也在南京医学院学过一年人体解剖学。
已经放寒假，学生很少，唯一有印象的是校园里有一条很绿的长廊。写此文时查了下资料，原来是连接宿舍楼和图书馆的碧珠长廊。校门口，有卖桔子的小贩，我问了价。对方报价后，我嫌贵没有买。小贩跳了起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吼了一声：你到底买不到？我一硬气：就是不买！
出乎意料地，他并没有动手，气哼哼地回去了。有意思的武汉男人。
武汉大学则是在1999年才去看。一个周末，我与徐征住进了武汉大学里面的珞珈山宾馆。不是樱花季节，但是去压了樱花大道的马路。
2020年武汉大学云赏樱
当晚微服私访了依山而建的学生宿舍，发现居然男女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楼层，这让我们大跌眼镜。晚上还去了武大的体育馆。穿了全套笔挺西装的我们在舞厅里却找不到感觉，于是半夜打车去看晚上的东湖和“楚文化”的磨山。
00年代：我感受到的武汉电信事业
我曾写过文章，披露了与湖北相关的电信业的往事。
一个是光传输，成长出了烽火、长天、光讯等企业，武汉也因此有了“光谷”。
历史要上溯到1972年底，武汉邮科院的研究员赵梓森听说美国在研究“光纤通信”——利用玻璃丝进行通信，也提出了要发展“光纤通信”的科研项目。
1977年在武汉邮科院赵梓森（左二）与同事讨论石英玻璃熔炼。
当时美国的光纤通信尚未商业使用，中国又与世隔绝，有领导在大会上说：玻璃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搞，要花几千万，你负得了责吗？不过，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副司长周华生和时任武汉院科技处处长惠哨岗表示支持，说可以试试。中国从此跌跌撞撞开始了光纤通信的研究。
另外一个是无线通信，用于长江救灾。
1998年夏天，长江发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江泽民总书记在荆州现场指挥救援使用了ETS450无线电话。记者的照片中，电话上的华为LOGO不清晰，华为就重新P了一个上去。这套系统，是说话像连珠炮一样的谭劲秋赠送给当时“水泼不进”的湖北市场的。后来，长江水利委员会广泛使用，包括我的老家——鱼米之乡湖南省南县。
再说一件新的与电信有关的往事。
1999年，我们去武汉向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和旗下移动局）做GSM的技术交流。我们近20人西装笔挺，终于等来了一位客户，湖北电信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
当年湖北省局一度不给我们任何机会。华为武汉办事处主任抱怨，1998年水灾赠送了一套标价500万元的接入网给武汉市局，一直放在库房里没有安装，公司记他1999年的收入是“—500万元”。在办事处食堂吃饭，莲藕汤的味道很好，藕很粉。
所幸，李祥庭负责的移动系统部拓展，1999年建设了全国的移动智能网——神州行，我看行。
2000年我们再去武汉市局交流，这次来了不少人。吃饭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武汉的消费水平和深圳其实差不多，工资却差不少，在这里看电影也要几十块，房价也要几千块！
2000年，华为终于卖进湖北四台MSC/SSP，实现了湖北市场零的突破。
10年代：席卷全国的鸭脖子起源于武汉
我在水乡长大，鸭子是见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深圳的路边上有越来越多的卖卤制品的小车，上面有四个大字——精武鸭脖！
精武鸭脖是因起源于汉口精武路而得名，与精武门和精舞门没有任何关系。我忍不住尝了一次，麻辣麻辣的，配酒吃，很有嚼头。
江西的煌上煌于2012年上市，一度深圳的公交车都喷上了大广告。武汉的周黑鸭、湖南的绝味后来居上。周黑鸭于2016年在港股上市，绝味于2017年在A股上市。
高铁上，鸭脖子配啤酒替代了当年的鸡腿加白酒，成为新一代吃货的时尚。
中国国家地理有一篇文章提到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吃鸭文化盛行，金句有“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
10年代：武汉高科技大发展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成立于1988年，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2001年被原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即“武汉·中国光谷”。
2009年12月，东湖高新区被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建设的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07年，华为在光谷设立了武汉研究所。我在华为销售策略部工作时的同事小丁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后来就调动到了武研。
武汉全城大兴土木，大搞基础建设。房价也扶摇直上。
2018年，我应光谷孵化机构东科创新的叶毅先生之邀，去武汉光谷做国际创赛的评委，看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可圈可点的科技项目。
2020年，新冠疫情不期而至，万众抗疫。
而今，我们的生活逐渐回归，武汉又再逐渐恢复她曾有的宁静和喧嚣。长江穿城而过，一如既往地奔腾入海不复回。
下一次再去武汉，再食武昌鱼，再饮长江水，我相信又将看到和听到大武汉新的篇章！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