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再访牛津陈铮鸣教授：“灾难中要让科学家畅所欲言”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斯远
4月4日，不含中国在内，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4日15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1119109例，死亡病例为58955例，且新增趋势并未有减速迹象。其中，美国确诊病例数最多，达278458例；意大利死亡病例数最多，达14681例。
从3月26日美国确诊病例首超中国，到现在有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五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名副其实地转向了欧美国家。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移，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灾难？《财经》特约记者采访了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
陈铮鸣教授
陈铮鸣于1992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06年晋升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2009年创建中国牛津国际人群健康研究中心并担任执行主任。近 20年间，作为一名横跨东西方的医学研究者，陈铮鸣共领导完成了近十项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及流行病学研究项目。
欧美疫情暴发超乎预料
《财经》：你怎么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欧洲的暴发态势，有没有超乎你的预料？
陈铮鸣：不光是美国，包括欧洲所有国家的疫情发展势头和蔓延程度，都超出了我的预料。比如说英国，现在每天确诊人数已超4000人，截至4月4日15时，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38690例，死亡3611例。这比我两周以前的预期要高得多。
《财经》：为什么会这样？
陈峥鸣：这说明前期的防控工作做得不到位、不及时，尤其是在1月-2月的围堵阶段，没有把围堵“口袋”扎紧，很多病例散在社区中。另外，在疫情暴发初期，（欧美国家）也没有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人群隔离措施，导致疫情快速蔓延。当然，新冠病毒确实很狡猾、很诡异，有很多轻症、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又适逢流感高发季节，（新冠肺炎）容易被忽视和混淆，再加上病毒检测能力跟不上，这些都给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传染病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感染的病人漏检了，给它足够时间，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比如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在那个人口流动率非常低的时代尚且如此，现如今，频繁的人口流动给了传染病更多的传播机会。
一些欧洲国家虽然在1月-2月采取了包括停飞中国航班等措施，但在国内并没发生明显的社区感染，因此很多大型的聚集性活动并未受任何影响，赛马会、大型露天音乐会、马拉松照常进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疫情。
《财经》：确诊人数的快速增加也与检测力度加强有很大关系吧，这有什么积极意义？
陈铮鸣：是的，美国疫情的快速“暴发”，与其近期加大核酸检测力度有关。通过全人群的检测，可以及早地诊断和隔离感染者，并及时筛查出重症病人进行干预和治疗。德国在这方面是欧洲各国中做得最早和最好的。德国目前的感染人数高于英国，但死亡人数远低于英国。一方面是大范围的检测筛查出了大量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对高龄和高危患者进行干预，防止病情加重，降低病死率。
《财经》：你认为全球疫情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陈铮鸣：现在还很难预测。这次疫情的发展，第一波是中国，现在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第二波是欧美国家，现在还处于急剧上升阶段，乐观估计也得两三个月以后才会得到有效控制。
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三波，包括东南亚（如印度）、南美和非洲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民众卫生习惯、医疗条件等与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差距都比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只是迟早的问题，但蔓延的程度会有多大、多快，现在还很难判断。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要发挥科学家作用
《财经》：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并已经向一些国家派遣了救援医疗队。目前来看，你认为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以被疫情严重或可能暴发的国家借鉴？
陈铮鸣：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第一时间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序列，公开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研究信息的公开，第二波疫情波及国家的核酸检测、抗体诊断等工作就无从谈起。
临床诊治方面，针对不同病人病情的治疗方案，中国专家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起到了重要影响。
防控方面，中国的社区防控很有借鉴意义。比如早期筛查，易感人群的鉴别、隔离等，社区隔离措施的落实情况将直接影响疫情发展和控制的效果。
欧美一些国家也在建方舱医院。以英国为例，3月31日，伦敦第一家方舱医院已经建成，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都在建类似中国的方舱医院，或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在发展中国家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人口比较密集。我之前跟王辰院士沟通过，可以总结制定出一个建设标准，比如需要配套哪些设施，规模大小如何设定，形成一套详细的建设参数。（编者注：王辰院士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正是他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提出了建立方舱医院的建议）
此外，欧美国家也需要借鉴中国公众戴口罩的经验。我的一个博士生团队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戴口罩有利于疫情防控的论文。欧美国家的公众由于观念问题不愿意戴口罩，只有拿出科学数据，他们才会相信和接受。
《财经》：这次新冠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可以说给了人类一次沉痛打击。中国武汉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印度、南非也采取了“封国”措施，但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你认为该如何发挥好科学家尤其是医学专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
陈铮鸣：这个问题很重要。面对一个重大的、未知的新发传染病，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做决策必须要科学，不能拍脑袋做决定。有些决策出发点好，但最后起到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摸清传染病流行的规律、特征，然后才可能制定有效的、与时俱进的防控措施。
英国有一个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涉及不同的领域。目前有两位科学顾问经常和英国首相同时登台参加疫情新闻发布会，一位是总科学顾问，另一位是医学科学顾问，相当于首相的左膀右臂，他们一方面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把正确的科学理念传播出去，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
但也不是说有了这个制度，所有的决策就都完全正确，因为科学研究也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因此，除了不能让科学家缺席，还要形成让科学家畅所欲言的氛围。比如说英国推出群体免疫的措施后，很快就有几百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写信进行质疑，政府也很快进行了政策调整。
《财经》：面对这样一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各个国家在疫情防控中该如何展开合作？
陈铮鸣：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认为各国之间一定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加强合作。
医护方面，我认为中国在对外救援上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水平等相对要弱一些，一旦疫情暴发就会手忙脚乱。因此，中国政府可以提前做好部署和规划，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做好疫情防控、救治工作。
药物研发方面，在武汉开展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其实就有牛津大学一个团队的参与，他们在方案制定、设计等方面提供了支持。但接下来，随着中国疫情的转好，中国的一些药物和疫苗要找到合适的志愿者，还是要“走出国门”。这个也要提前布局。比如某个疫苗研制出来了，一期临床试验结束后就需要找到新冠肺炎患者来做进一步的临床试验，那就需要到其他疫情仍然严重的国家开展，这个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沟通渠道。
疫情过后，各个国家肯定会进行反思，更需要互相借鉴学习，从其他国家的防控经验中发现各自的不足。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摆，疫情结束以后，如何携手并进、促进而非减弱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
总而言之，面对这种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合作精神，在物资、医务防控人员、经验等方面不仅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