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际哀伤治疗专家：拿什么拯救生者之痛？
允许人们吐露悲伤，
说出逝者的故事，
可能会非常有帮助
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明节，举国同悲，哀悼逝者。4月4日上午10时，从武汉到北京，从海港到边陲，全国各地行人止步、交通暂停，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各界群众同时默哀3分钟，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4月4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875例，累计死亡3335人；海外现有确诊病例1015190例，累计死亡55548人。疫情中逝去的每一个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和名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处在家庭和社会连接中的父母、爱人、子女、朋友。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给生者留下了无尽的哀伤和悲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复杂性哀伤研究中心主任M。 Katherine Shear博士。
幸存者可能不安或有负罪感
《中国慈善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破百万，死亡病例也累计超过5万。在您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心理危机主要有哪些，您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M。 Katherine Shear：新冠病毒是一个重要的紧张性应激源，这意味着它对任何身体和精神上脆弱的人都是一个风险因素。换句话说，总体患病率可能会增加，随之而来造成大量的死亡。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复杂性哀伤（complicated grief）。我们的工作聚焦复杂性哀伤的治疗，它使我们看到早期干预何以是最有帮助的。
《中国慈善家》：这样规模和严重的灾难在历史上是否有先例，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医生在应付大规模灾难心理危机方面有哪些经验？
M。 Katherine Shear：这种规模的灾难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心理学家们已经行动起来，建立抵御能力，提供信息、危机支持，以及必要的时候尽可能地持续干预。近年来，这样的案例包括海地、日本、土耳其和中国的地震，还有日本和印度洋的海啸。
《中国慈善家》：什么是复杂性哀伤（CG）？历史上有哪些典型CG案例？新冠疫情后哪些人易发生CG？目前临床上CG治疗方面有什么有效的方法？
M。 Katherine Shear：复杂性哀伤是指当一个人无法适应他人去世时出现的一种状态，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1卷中又被称为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幼年成长艰辛、经历沮丧、患有精神健康疾病，或缺乏有意义的社会支持，这些人的风险都很高。
然而，这次大流行病也有许多特征使所有失去亲人的人置于巨大的风险中。一种简单、短期的针对性治疗方法称作“复杂性哀伤性疗法”，已经证明对于这种疾病是有效的。
《中国慈善家》：4月4日，中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82875例，累计治愈80310例。患者在治愈后容易出现哪些心理问题？对此需要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M。 Katherine Shear：我们仅仅能够估计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尽管研究者正在积极地收集数据以帮助我们检验这些假设。最有可能的问题包括与失去安全感有关的恐惧和忧虑，和与失去亲人和生命价值有关的沮丧。另外，很多被感染的幸存者可能产生愧疚感——这种不安或负罪感可能在生者发现生命中的快乐、满足和意义的时候，因为死去的人们无法获得这些体验。比如，一个人死去了而另一个人还活着，看上去是偶然或者不公平的情况下，这尤其显著。幸存的人可能也会经历家庭中其他人的死亡。这种情况对于新冠病毒来说是常见的。复杂性哀伤在那些被病毒夺去亲人的幸存者中，可能是一种普遍的问题。
共情、无偏见的倾听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中国已有3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他们的家人、朋友会出现哪些常见的心理问题？我们如何帮助他们？
M。 Katherine Shear：复杂性哀伤在死者的朋友和家人中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心理问题。给予复杂性哀伤患者的支持是重要的，即便生活必须往前走，但我们也需要帮助他们接纳生命中的哀伤。强烈的悲伤可能持续至少一年，你越试图排除它，它就会变得越强烈。接受哀伤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此外，允许人们吐露悲伤，说出逝者的故事，可能会非常有帮助。这样做的时候不带任何偏见很重要，但也很难。我们自然想要帮助那些经历强烈情绪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的不是直接寻求建议，而是我们同情地倾听。
《中国慈善家》：疫情期间，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残人员等弱势群体，容易出现哪些心理问题，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抚慰？
M。 Katherine Shear：我们预料，由于自我隔离的巨大压力，可能导致罹患沮丧、忧虑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几率增加。他们的心理需要取决于隔离期间的脆弱性，以及是否获得必要的照顾和支持。这些人也会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帮助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是为其提供筛查诊断。对于任何受影响人群，有效帮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获得共情、不带偏见的倾听。这个倾听者也会处在一种保护当事人的状态中，因为一些人可能需要基于事实的特殊精神障碍干预。
《中国慈善家》：长期在高风险、高压之下工作的一线医护人员，目睹了许多悲惨、紧急场面，同时也会因为自己无法救治更多的患者而产生无助感。您认为这会导致哪些心理问题，应该如何进行干预治疗？
M。 Katherine Shear：需要认可他们的贡献和给他们必要的休息时间。他们需要时间处理所经历的事情、说出他们的故事，还可能需要帮助应付创伤性后果或损失。对于其他受影响的群体，共情、不带偏见的倾听是比较有效的手段，一些人可能需要基于事实的特殊精神障碍干预，这种治疗目前在互联网上比较普遍。
精神健康专家亟需跨国合作
《中国慈善家》：面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后的心理危机，包括心理学家和精神卫生医生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开展合作，能否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国际合作？
M。 Katherine Shear：丧亲的哀伤、精神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沮丧和忧虑等普通精神障碍是所有人类都会遭受的。应该让全世界的精神健康专家合作和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包括干预策略、临床观察、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哥伦比亚大学复杂性哀伤中心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同行们进行合作，对心理热线的工作人员提供哀伤咨询，帮助新冠疫情中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人们。北师大心理学部正在为这个项目工作，即新冠病毒暴发中丧亲者的心理援助：精神健康调查、哀伤顾问培训和哀伤干预研究。我正作为一名合作专家从事服务。我将于4月20日进行讲座，这是中国第一个哀伤顾问培训项目。
我们也会帮助促进中国的哀伤研究和哀伤干预，我们正在进行跨国工作，继续了解这次采访中讨论的问题，提高帮助相关群体的能力。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