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瘟疫无法压垮中华民族，秘密就藏在这几个字中……
来源：瞭望智库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今天，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挑战。纵观中国历史，瘟疫几度肆虐，史书上隔几页就写着“大疫”二字，中华民族的历史，铺开来就是一条与瘟疫不懈抗争的荆棘长路。
而放眼全球，瘟疫是最大的人类杀手，没有之一。瘟疫甚至摧毁了一些人类文明，美洲大陆上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背后，都隐现着瘟疫的魔影，而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三大文明古国，还有曾经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在历史某处烟消云散，亦是战争与瘟疫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瘟疫为何从未压垮过中华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国延续至今？
文|关山远
1
瘟疫汹汹
中国古代的瘟疫流行，有两大规律：一是“大灾之后有大疫”，二是“大战之中有大疫”。
大灾，尤其是大的洪水灾害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菌痢、霍乱、血吸虫病。1931年长江中下游大水灾，武汉受灾最重，在洪水中泡了一个多月。因为救灾不力，大洪灾带来了大瘟疫，当时的《国闻周报》报道说：武汉三镇“积水中充满腐败食物”，“漂浮人畜之尸体”，“恶气蒸发逼人”，最终“最可怕者霍乱、伤寒、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洪水与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统计，据《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问题救济研究》（作者章博）一文，武汉三镇死亡灾民人数在3万人以上，其中被淹死者3619人。可见，瘟疫的杀伤力远大于水灾。
瘟疫与战争，也如影随形。
一方面大规模人员流动带来了瘟疫传播，另一方面两军对垒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容易造成瘟疫爆发。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战争甚至因瘟疫而终止，《新元史》记载了蒙古铁骑一次劳师远征的失败，他们要征服的对象，有个很奇特的名字——“八百媳妇国”。这个国家位于今天的云南南部、缅甸北部，史书上记载，国王有妻八百，因此得名。公元1300年，2万蒙古军队前去攻打八百媳妇国，结果大军刚到南方的崇山峻岭，还没找到对方的主力，就染上了疟疾，“士兵死者十已七八”，这仗还怎么打？最后，元军被迫撤军，主帅被皇帝砍了脑袋。
中国古代天灾频发，战争频繁，可以想见瘟疫之烈度。史料显示：两汉以后，瘟疫日益增多，几乎每朝每代甚至每个皇帝在位期间，都有瘟疫爆发。
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外，其余五人全部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一场大瘟疫。当时，曹丕曹植兄弟均记载了此事，曹丕痛悼“建安七子”：“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植更写过一篇《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三国征战不休，但战争带来的伤亡，远远少于瘟疫，“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公元223年初，魏国包围吴国江陵城，打了一年多，差点就得手，但江陵城中爆发瘟疫，魏军听说后害怕感染，城也不要了，慌忙撤围；公元253年，吴国围攻魏国新城，作战数月，露宿野外，士兵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后，开始拉肚子，战斗力急剧下降，魏国援军一到，吴军溃败。后人分析应该是肠道传染病，即细菌性痢疾。
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统计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公元280年），魏蜀吴合计户数只余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也是瘟疫大爆发的苦难时刻，尤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
翻开《明史》和地方史志，这段时间尽是触目惊心的文字：
“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山西沁源）；“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山西兴县）；“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北大名府）；“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河北雄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河南荥阳）……
到了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亡之前一年的1643年，北京也开始流行鼠疫，“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史载：死的人太多，棺材店来不及赶制，许多死者连棺材都没有。有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家里一个仆人死了，另一个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根据官方计数，从北京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
虽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在瘟疫肆虐之际，苦难的人们只能乞求上苍庇佑。《吴江县志》记载了1644年鼠疫流行时，吴江人惊恐之下，涌到寺庙求神拜佛的场景，吴江“举国若狂，费以万计，庙宇中吏卒皆以生人充之，时闻神语呵喝，空有枷锁捶挞之声……”
这一年，明亡清替，兵灾疫情交织，堪称一派末日图景！
2
文明不断
经历一场场如此惨烈的瘟疫浩劫，中华文明为何还能延续至今？
原因一：地大人多。
中华文明开局就很大气，围绕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展开，跟其他古老文明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两河文明起源于亚洲西部的弧形狭长地带，此地犹如一弯新月，谓之“新月沃地”[注：这个名称出自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1906年出版的《埃及的古代记录》]。中国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广袤的国土面积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无论是面临战争还是瘟疫，都有战略腹地和人力补充。
此外，当欧洲人还在黑森林中茹毛饮血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发达而广大的农业社会，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写道：远古人类选择农业还是狩猎采集业，文明发展走向的是两个方向，相比之下，农业产生的剩余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从而形成“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
更关键的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驯养动物，导致瘟疫的很多病毒、病菌，都源自动物，第一批驯养动物的人们，成了瘟疫的受害者，但一代又一代的幸存者，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
原因二：文明的连续性。
跟相继消亡的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地域广大与人口众多的特点，赋予了中华文明巨大的稳定、吸纳和整合力量，从未被外来文明所取代，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伟大文明。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成书时间有前秦、战国和西汉之说，后人研究发现，应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这就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说明。
汉字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文字被公认为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分野。汉字的发明者已不可考，古人认为是“仓颉造字”，《淮南子》写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的是自从人类掌握文字后，也就掌握了天地间的秘密。甲骨文中就有“蛊”字，后人研究，早在殷商年代，人们就发现血吸虫病了。其他古代文明也产生过文字，但甲骨文是人类唯一传承使用的上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籀文，到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的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以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加成，中华文明被完整纪录下来，不曾断代。
一起传承下来的，还包括对抗瘟疫的办法。
东汉末年，乱世再起，名医张仲景的张氏家族有两百余人，一场大疫后仅幸存三分之一。张仲景痛定思痛，潜心研究，经数十年含辛茹苦，终于写成不朽之作《伤寒杂病论》，系统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还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流传至今。
明末，名医吴有性写出名著《瘟疫论》，打破陈规，跳出千年来一直恪守的伤寒论，提出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新观点——戾气学说。他认为，瘟疫的发生，不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外感伏邪，而是感染了“戾气”，不同的病，是因为感染了不同的戾气，他还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在近代细菌学出现之前，吴有性的研究，令人钦佩，也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一代代中医名家继承发挥、推陈出新，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说。
原因三：大一统的国家与中央集权政权。
古代中国虽然有过内乱、分裂、改朝换代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始终存在。
国家统一，中央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无论是日常维持庞大农业所需的灌溉系统、漕运系统与洪涝防范系统，还是危难时刻的举国行动，例如应对大规模瘟疫爆发——瘟疫传染性强、群发性高、涉及地域广，在防治上需要集中资源、统一协调，综合考验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调动资源能力、行政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亡羊补牢”的能力。“亡羊补牢”的能力十分关键，我国地域广阔，在古代信息传递缓慢，存在反应迟缓、行政低效等弊病，但一旦国家动员起来，很快就能转危为安，且能形成反应机制，避免重蹈覆辙。
以宋朝为例，瘟疫爆发时，整个国家机器随之发动：各级政府出面向疫区百姓施散医药，有时皇帝还会以私人名义给散医药至平民百姓手中，政府的医疗机构如医官院、太医局、方剂局、药局，由政府统一调遣，分工合作，积极投入救治，地方州县的医学校也承担救治疫病的任务。政府还出面设立病坊，其实就是今天的简易隔离医院，治病救人，防止扩散。政府还会实施赈济措施，比如减免徭役，赋予钱粟，组织掩埋尸体，帮助疫区百姓摆脱困苦，重建生活，同时做好人群密集的军队、监狱等处的防疫。宋朝地方各级官员积极防控疫情，留下诸多佳话，比如苏东坡，他在杭州推广医药，建立病坊，传播知识，至今仍为杭州人感怀。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时已经高度重视疫情预防，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很发达，政府出面印行大量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这种努力行之有效，宋朝民间很重视饮食、饮水卫生，强调出门在外，要喝“煎水”，“百沸无毒”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实际是煮沸消毒法，对消化道感染的预防至关重要。可以说，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爱喝热水了。
3
“中国精神”
我们再专门说说“中国精神”。
《旧唐书·李德裕传》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这是唐穆宗长庆年间的事，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注：“观察使”是唐代后期地位次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这位未来的大唐著名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浙西一些地区十分相信巫祝言论，迷信宗教淫祀，家人得了疫病后，其他人不是想办法救亲人，而是将其抛弃在山林间，任其自生自灭，因而绝大部分患者，最后都在荒野里缺医少药痛苦地死去。
李德裕的做法是：找当地有识之士开会，教导他们孝慈是人类最高的伦理境界，危难时刻不能抛弃亲人。他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另一方面用法律惩罚抛弃病人的行为，数年之间，就将当地的陈规陋习革除，建立起了公序良俗。
无独有偶，《隋书》也记载了一个故事：
辛公义任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后，发现当地有遗弃病人的陋习，为此他很忧虑。有一年夏天爆发瘟疫，他就让下属把病人都集中到官府来，最多时来了几百人，厅内廊下全都住满了，辛公义把所有俸禄全部用来买药，请医生看病，还亲自劝病人进食。辛公义自放一榻，办公什么的都与病人在一起——现在读来真可怕，辛公义没被传染上，真是“好人有好报”——由于悉心照顾，这些病人大多痊愈了。随后，辛公义把这些病人的家属叫来，现身说法：对老人，要不抛弃，不放弃。《隋书》后来写道：“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
辛公义是一位男性，却被当地人称作“慈母”，这是极高的赞誉了。对于这两个字，辛公义也感慨颇多——他从小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亲自教授各种典籍，教他悲悯之心，教他孝亲之道。
李德裕、辛公义都是熟读儒家典籍的士大夫，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修为，另一方面，自觉肩负教化民众的重任，如《礼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两人在浙西、岷州的作为，皆是教导当地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说过，要成为君子，必须要“学文”，但就做人的根本而言，比“学文”更加重要的是“孝”与“弟”，即孝顺父母和尊敬兄长。“仁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孝弟”则是“为仁之本”。在“孝”与“弟”两项中，更为根本的是“孝亲”。岂能因为瘟疫降临，就忘记了孝亲呢？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大核心是“仁者爱人”，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时，再细细品读这段文字，怎能不热泪盈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哲学大家张岱年先生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周易》“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见，这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己的修为与对人的道义。放在今天，审视武汉人民在封城之内的坚韧，医护人员争相驰援的勇气，再回溯数千年来与瘟疫抗争的荆棘长路，会恍然大悟：中华民族不会失败的秘密，就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大字之中。
当然，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个理论：什么是文明的最初标志？解决温饱和安全的鱼钩、陶罐或是磨石？都不是，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股骨（大腿骨）断裂后被治愈。玛格丽特·米德表示：没有动物在断腿之后能够单独活下去，或者因无法捕食动物饿死，或者变成其他动物的盘中餐。当人类断裂的股骨已经愈合，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与受伤的人在一起，绑住了伤口，将人带到了安全地点，并让他慢慢趋于康复。
“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一起。”——这是人类才有的郑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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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组合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获悉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在《送瘟神》诗的后记中，毛泽东写道：“……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毛主席为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有感而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诗篇。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直到今天，这三者仍然是战胜疫情的最佳结合。
这不仅仅是方法论，更是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对瘟疫的防治水平，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当年的中国，百废待兴，不像今天这样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医学水平，缘何能发生质的飞跃？简而言之：解决了医疗卫生“为了谁”的问题。
为了谁？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确定了影响至今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一，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二，预防为主；三，中西医相结合；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选择异于西方医疗模式的国家之一，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但是，跟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并不在一个层面。
儒家文化提出“民为邦本”，把民比作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甚至还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归根结底，就是劝导君主要施“仁政”，使君民之间的对立不尖锐化，本质还是基于“君”与“民”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则强调“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源自人民，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统一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重大疾病尤其是瘟疫，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取胜。早在1933年，毛泽东同志就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战胜重大疫病的举国家行动基础，面对肆虐中国几千年的血吸虫病，毛泽东就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强大能力。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成为北京之前，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一个垃圾遍地、臭气熏天的破败古都，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坑洼不平，肮脏不堪，天安门城楼则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长着随风摇摆的野草，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
1949年9月10日，在距离开国大典还有20天之际，北京多所大学、中学的青年学生以及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等6000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开阻碍交通的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清除多年遗留的渣土，平整碾压出能够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几乎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迅速变了模样。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即“除四害运动”。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据统计，仅半年里，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共扑鼠4400多万只，消灭蚊、蝇、蚤共200多万斤。此外，还填平了一大批污水坑塘，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老舍先生据此写出了《龙须沟》，龙须沟之前是北平的一条臭水沟，周边聚居着大量贫苦百姓。
1953年6月，北京前炒面胡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分会宣传队正在向群众讲解蚊、蝇怎样传染疾病。图源：毛松友|新华社
广大农村，长期是中国防疫的薄弱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因此迅速改变。千百年来，所谓“皇权不下乡”，但中国共产党以犁庭扫穴之势，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重构和动员，一直影响至今。
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基层迅速动员起来，广大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众志成城，守望相助，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力量。
“人民万岁”，岂止是一句口号？是真理。
回溯中华民族与瘟疫对抗的历史，既看到残酷与惨烈，更感受到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
是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不爱中国？有这样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个国家的中国人，瘟疫又怎么可能压垮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