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一定点医院的“清零”时刻
4月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安静了下来。
门诊楼前围起路障，除了发热门诊，其余场所都已经关闭。上百箱防护服堆在医院大厅的窗边，走廊空荡，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里漫进来，座椅和病床尚未恢复到原本的位置。只有保洁和安保人员在楼里进出。
在此之前，这里急救车鸣笛声不断，穿戴防护服的医生们来回忙碌。很多时候，828张病床都满员，呼吸机昼夜不停……在疫情期间，共1462名新冠肺炎病人在这里治疗，有的康复出院，也有的病重离世。
3月30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最后的病人中，有132位需要继续接受治疗的被转运到同济医院中法院区，其余全部出院，这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完成“清零”。
院区清零后，17支援鄂医疗队撤离，本院医生则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隔离休整。正在隔离的光谷院区医务处处长祝伟正在和同事们做复工规划，“会设计几个方案，看哪个比较合适。”他介绍，医院将在两周后逐步复工，各个科室将会根据硬件和人员等实际情况逐步恢复。
4月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清零后，医院变得空空荡荡。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清零”的光谷院区
4月1日，光谷院区所有病区的门都紧闭着，只有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在岗，穿着防护服，偶尔有人来取CT片子。
自2月5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整个医院开放17个病区、828张病床收治新冠病人。四天后，17支援鄂医疗队陆续进驻，当天晚上开始，祝伟和同事们“没睡觉，天天收病人”，三天三夜把828张病床全部收满。
现在，院区清零，祝伟开始隔离休息，“脑袋里什么都不想。”第一个早上，懒觉睡到九点半；下午到东湖边散步，一口气走了一万五千多步。
空荡荡的医院里，现在只有负责保洁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把塞满黑袋子的垃圾箱往医院西南角的垃圾点拖。袋子里装的，是病区清洁区丢弃的生活垃圾。
4月1日，工作人员在医院里运输垃圾。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那些可能沾染新冠病毒的垃圾——病房里的医疗废物、患者的食物残羹，被装进两层黄色的袋子里，工作人员称它们为“黄垃圾”。“黄垃圾”被集中置放在医院的地下一层，由专门的车辆运走，进行焚烧处理。
59岁的老徐在医院所负责的就是“黄垃圾”的拖运。随着光谷院区病人的清零，垃圾也在逐步清零。在病人最多的时候，他一人一天要拖25桶“黄垃圾”，拉到地下室时，原有的房间已经容纳不下，垃圾被堆在外面，“一人多高”。
现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黄垃圾”变少了。3月31日，他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只从病区里拖出了十余桶“黄垃圾”。
4月1日，光谷院区楼道里的“黄垃圾”。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到了4月1日，医院仅留一两个人收尾，老徐无事可做，便跑去医院旁帮建筑工地清理垃圾。
接下来的14天，是医务人员的隔离时间，也是医院进行清洗和消杀的时间。医务处处长祝伟说，14天后，院区将会逐步恢复运营，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
祝伟和同事们将在隔离期为复工做预案——门诊怎么接诊病人？怎么甄别新冠病人？病房怎么排查？如果有新冠病人如何应对？这些都需要他们提前进行规划。
最后的患者
3月30日上午，由厦门援鄂医疗队二队负责的E3-9楼重症病区最后三名康复患者出院，病区清零。
出院前，三位病人站在“舱内”病房区，医护人员分两列站在窗外，隔着一扇方形玻璃窗拍了合影。
厦门援鄂医疗队二队所负责的病区最后出院的三名患者，隔着玻璃竖起大拇指。受访者供图
这个病区从2月10日起便由厦门医疗队二队138名医护人员接管。50多天里，共收治了14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重症129例，危重症13例。
3月12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宣布，计划分期分批把武汉市50多家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集中转向包括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等在内的10家，腾退医院立即开展消杀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医疗秩序，满足广大市民的就医需求。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陆续把需要继续治疗的患者陆续转入同济医院中法院区。3月30日这天，整个光谷院区仅剩6位康复患者准备出院，一位患者使用着ECMO（静脉体外膜肺）等待转运。
“留”到最后一天转运的患者病情复杂，ECMO之外，还需要有创呼吸机和床旁血滤机才能维持生命体征，任何一个设备出现故障都将是致命的。
为了转运这位患者，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中法院区的医务部门提前开了两次讨论会，明确每个转运过程中的负责人，3月29日，祝伟和同事又沿着转运路线模拟演练了一遍，哪里有转弯，哪里有颠簸，车速如何控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一点瑕疵”。
3月30日上午10点多，医院派出了三辆负压救护车，第一辆车搭载这名使用ECMO的危重症病人和六位护送他的医护人员，第二辆车用于运输设备，第三辆车搭载应急保障人员。一个多小时后，病人被安全转运到中法院区。
院区“清零”后，医护人员开始收拾病房，准备离开。厦门医疗队护士长和同济医院的护士长抱在一起，“搂着掉眼泪，哭得很伤心。”厦门医疗队二队领队尹震宇回忆，工作的时候不觉得，等到松弛下来，“有互相的感激和不舍，也有承担巨大风险时的压力，到离别的时候就一起释放出来了。”
光谷院区清零后，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在手套上写上“一起回家”。受访者供图
五十多天前，2月9日，17支医疗队陆续入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那时候，千余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已经出现在新闻中。尹震宇说，在那样的节点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极大，“冲上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一种迷茫，不确定性非常大。”加之病人情况紧急、来自不同医院的医护需要磨合，那几乎是最艰难的阶段。
直到三月份，逐步“从容”了起来。医生们有更多信心应对自己的病人，也通过邮件和视频的方式给国外医生提供治疗经验。
光谷院区，等待消毒的用品。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清零”工作历时五天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清零”工作历时五天。3月25日，医院内还有400名左右的新冠肺炎病人。医院对他们进行排查，预估有150人左右需要转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其余病人可以在一周内出院。
这百余位病人中，有的新冠肺炎尚未痊愈，需要继续治疗；有的已经“转阴”，但因为有基础疾病暂时无法出院。
3月15日，湖北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涛介绍，武汉集中优势医疗资源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落实梯次转运机制，重症、危重症集中到同济光谷、协和西院区、省人民东院区3家医院。
祝伟和尹震宇等医生回忆，后来，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和中法院区进行了政策调换，由中法医院收治最新转入的重症、危重症病人，“守到最后”；光谷院区则逐渐清零，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医务处处长祝伟负责光谷院区病患转运到中法院区的调度工作。每天转运哪些病人，用几辆车来接，如何把病人送下楼，都需要提前安排。“既要考虑本院区病人的病情，也要考虑接收医院的病区设置，把重症、危重症，阳性和阴性，分类分批转过去。”祝伟说。
计划制定后，病人信息被移交给中法院区的医生，表格中详细描述了病人的主要情况、生命体征，以及危重与否，是否需要吸氧。
祝伟分管医院的急救中心，也是急诊科副主任，过去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他需要在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看前一天的报表和病人病历；八点钟去医院参与ICU的交班和查房。由于对院区危重症病人比较熟悉，让他觉得在安排转运时“蛮有信心”。
3月26日，第一批患者开始转运，随后，132位病人被转入中法院区，其中包括15位气管插管和一位使用ECMO的危重症病人。
光谷院区的医生跟随急救车把病人送到中法院区，和病房医生交接班。祝伟说，和当初3天转入828位病人相比，这次5天转出132位病人从容了许多。
4月1日，光谷院区大厅里堆放着没有用完的防护物质。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回到平常生活”
3月31日，17支援助光谷院区的医疗队陆续离开武汉，回到各自的城市。
返程当天，厦门队的医务人员穿着统一的红色队服，前往机场。武汉正在逐步解封，比起刚来时的空旷冷清，当下的马路上开始有了行人和车。路过公交站，有等车的市民朝着医疗队挥手；等红绿灯，有骑电动车的年轻人喊“谢谢”；到了机场，正在给行李打包的工作人员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和队员们表示感谢……比起有组织的欢送仪式，这种自发的感谢和告别让丁丽君感动了一路。
丁丽君是厦门市仙岳医院的副院长，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2月20日抵达武汉，支援武汉的这40天，她负责给病区里的医护人员做心理咨询，同时也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
离开武汉时，骑警护送；回到厦门后，水门迎接。“过水门”寓意“接风洗尘”。
院区“清零”后，医护人员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丁丽君说，厦门已经开始热了起来，马路边的三角梅开得正盛，她“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工作时神经紧绷，如今松弛下来，感官也逐步打开，她开始关心气候、植物和风。
不过，依然有很多在武汉时的习惯被保留下来，条件反射式地出现在如今的生活中。按电梯时总惦记找纸巾，看到食物第一反应是拿手消，每做一件事脑袋里都首先确认：上一步接触的东西是清洁的还是污染的？
隔离休整的酒店位于厦门海边，直到坐在阳台椅子上的那一刻，丁丽君才真正有了回到平常生活的感觉——第一次摘掉口罩，直接接触外面的空气。
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丁丽君和同事们将在酒店进行隔离。她说，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很多医生同步在做科研，隔离期则会继续处理一些数据和资料。最近，她收到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会在几天后通过网络进行“精神心理在疫情中的作用”的分享。
丁丽君的手机里有很多在武汉的病人微信，这在过去的诊疗中是不会出现的，但现在，她觉得情况特殊，“希望能让病人知道我们随时都在”。离开武汉后，她陆续收到他们的消息，有人说感谢，有人遗憾在隔离期无法送别。
在之前的时间里，他们曾被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困扰，有的因为病情恶化而焦虑，有的因为传染了家人而自责，有的因为不确定性太多而恐慌……后来，这些问题被逐步纾解，但丁丽君说，心理支持应该贯穿始终，疫情后期，心理问题依然应该得到重视，可能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病人”正在和心里的困兽斗争。
“这段时间里，武汉很多人经历了生离死别，很多人面临失去亲人的创伤，应激障碍会逐步暴露出来，但可能很多人不会寻求帮助，把心理问题闷着自己解决。”尽管丁丽君已经离开武汉，但她还是时刻关注着她的病人。她说，希望社会能够进行一定宣传倡导，让困境中的人在出现心理问题时及时自我觉察，然后寻求帮助。
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