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决定推迟奥运会后，东京周边抗疫措施陡然升级|京酿馆
推迟奥运后，日本疫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望。
文|陶短房
3月26日，日本7个县政府宣布了新的应对疫情限制措施——包括要求本地居民周末不要外出，不要去疫情最为严重的东京都、爱知县等地。
这也让实行这些措施的日本地区升至9个。
而东京都本身的“限出”，比外地“限入”来得更早。
在25日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要求，东京都民众周末及平时夜间不要外出，平时白天“尽量在家办公”。
翌日还追加措施，要求民众不要离开东京都范围。
这只是抗疫措施升级的一环
26日实施抗疫应对措施的7个县，分别是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山梨县、栃木县、群马县和静冈县，绝大多数分布在东京都周边和东北地区。
由于东京都地区是日本疫情最密集、国际往来最频繁的“节点”，这些地方普遍针对东京都地区实施抗疫措施升级，不难理解。
而由于“钻石公主”号邮轮相关感染及其他来源感染，日本北海道政府早在2月28日就成为最早进入“医疗紧急状态”的地方，民众被要求“除非必须，不得外出”。
3月19日紧急状态到期，但北海道政府继续要求民众上个周末不要外出。
日本政府2月27日宣布全国范围“停课至春假结束”；3月26日在政府环节建立了专门针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总部”。
与此同时，厚生劳动省自3月18日起开始悄然增加日核算测试人数。自24日起进一步大幅增加，由此而来的，是累计确诊数和日新增确诊数的显著飙升。
截至3月26日，日本累计确诊数已悄然升至1398例，其中死亡47例。24日之后的日新增病例普遍在40例左右，是24日之前日新增最高纪录（17例）的两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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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奥运会的缘故？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日本这些地方层面抗疫措施的升级，或许跟推迟奥运会不无关系。
由于在主办东京奥运会问题上寄托过甚，尽管日本和最早暴发疫情的中国、最早发生海外密集社区性传播的韩国均一衣带水，但疫情暴发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在防疫问题上有些患得患失。
以最为关键的核酸检测问题而言，2月26日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承认，2月18日至24日，日本共进行核酸检测6300次，日均仅900次。
迫于各方面压力后，其核酸检测虽有所增加，但截至3月18日，日均也仅1190次——要知道，日本日核酸测试能力高达8000次以上。这被许多批评者斥为“为保奥运会做数据”。
而厚生劳动省官员佐原保幸“有这个能力不意味着有这个必要”，以及日本感染症学会理事长馆田一博等“过多测试反倒会引起不必要惊惶”等言论，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文过饰非。
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保东京奥运会”心切，日本政府才不惜风险，通过减少核酸检测基数，对全国确诊率“打埋伏”。
同样，出于“保奥运会”心态，日本迟迟不愿效仿其他国家，在城市、地区范围宣布诸如“封城”“宵禁”等抗疫措施，更不愿贸然切断国际航班出入境渠道。
直到3月13日，日本政府、冬奥组委会还信誓旦旦表示“除了按时主办外别无方案”，东京奥运会圣火也“逆向而行”，运抵日本。
但最终在各国政府、奥委会和运动员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于3月24日同意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办。
该决定显然让各国政府、奥委会和运动员松了口气，而日本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也明显放下了负担。
可以想见，在核酸测试基数大幅上升的前提下，日本疫情累计确诊等数据还会持续上升一段时间。
但相较于之前，这种趋于透明化的状况或许反倒让人更放心。
且轻松且沉重
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日本战后赋予地方行政很大自治权，各地对中央政府“扩权”的企图，长期以来就有很强的警惕心。
正因如此，安倍内阁此前下令全国停课，也遭到许多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抵制。
3月13日，日本参议院通过《特别措施法》，令2013年4月13日起生效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置法》中各种应急措施可直接适用于此次抗疫。
这包括赋予中央政府绕过地方政府直接采取“大规模疏散措施”、以“防疫需要”为理由未经业主许可接管土地房屋、限制邮路等权力，在各地引发广泛抵制。
日本此前经历了漫长的“泡沫经济破裂期”，“安倍经济学”又疗效不佳，不论中央、地方、企业或就业者，都普遍“担心经济/失业率甚于疫情”。
正因如此，尽管形势越来越叵测，但包括日通勤人次高达280万的东京都，日本迟迟不愿采取诸如限制人流、限制群体性聚集、要求在家办公等疫情应对措施。
必须承认，凭借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民众较高的公共素养，和长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养成的抗击打能力，日本迄今在抗击此次新冠疫情方面的“纸面分数”还不错。
然而，面对与日俱增的疫情在全球扩散的压力，推迟奥运会后，日本疫情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望。
陶短房（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