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等深线]冠军孙杨“大冒险”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黎慧玲北京报道
为中国泳坛揽下无数荣誉之后，年近30岁的孙杨跌入了争议的旋涡。
从2018年9月4日那个温暖的秋日夜晚开始，这位中国泳坛的代言人、世界冠军和历史纪录保持者，很可能就此与过去展露在外的、凭借天赋与努力所开启的人生挥手告别。他的母亲、他的医生以及他所在的中国游泳队的多名人物，此后都卷入了冠军孙杨的命运齿轮。
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以下简称“CAS”）宣判孙杨败诉、禁赛8年的处罚之后，冠军孙杨就没有再公开接受采访。虽然他第一时间选择了在微博发布相关照片和视频表达抗议，言辞激烈自辩清白，但CAS公布了长达78页的判决书后，他没有再发布更有利的回击，而是删掉了那4条微博。
一场网络直播的公开庭审，似乎让人们看到孙杨的另一面，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位冠军遭遇的争议抱有怀疑。
仅就取得的成绩而言，冠军孙杨已经用努力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自2018年9月4日到CAS宣判，命运的天平正偏向一个让人失望的结局。宣判之后，专业人士告诉《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他们对上诉撤销这份仲裁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某种程度上，长达500多天的争议过后，冠军孙杨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或许从未自己掌握命运才是这位冠军的真实人生。在人们仅能从缝隙中窥见的真相里，还原过去一年他所经历的一切变得至关重要。而仅以现在的结论看，这位冠军遇上了常常存在于电影和小说里的戏剧性情节：
一位天才运动员，在一个行将退役的年龄，碰上了可能否定一切的争议结局。
争议的源头
杭州的初秋经常飘雨，阳光常被湿气和乌云挡住。2018年9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末秋初的夜晚，孙杨与一家“受国际泳联委托的兴奋剂检查商业机构”（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Management，以下简称“IDTM”）约好，晚上10~11点对孙杨进行飞行检查。
IDTM指派的检测人员来到孙杨平时居住的小区，等了近1小时后，孙杨和他的母亲杨明开着路虎赶到，随后与IDTM的3名检测人员来到小区附近的会所里进行样本采集。那天孙杨穿着明黄色T恤和白色修身裤，一如大众印象里那个活力的形象。
孙杨看到主检官（Doping Control Officer，DCO），第一眼就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孙杨曾在2017年因资质问题投诉过这位女性主检官。在孙杨的印象里，检查人员一般是3个，但当晚来了4位，同行还有一位“穿着打扮根本不像一个兴奋剂检查官”的人员。
起初，一切正常。孙杨照例签署了《兴奋剂检查表》，血检官完成了采集，关键的血样被密封在一个玻璃瓶里，由一个专门的储藏盒存放。这样的赛外飞行检查，孙杨进行过117次，算上这次，有60次由IDTM完成。
直到坐在孙杨左边的尿检官拿出手机对孙杨偷偷进行拍照，局面开始变化。
孙杨提出查看尿检官的资质证明，而尿检官除了身份证，无法提供任何资质证明，孙杨将他请离了现场。紧接着，孙杨发现授权书上没有他和检测官的名字，检测人员里也只有主检官能提供IDTM发行的ID卡副本，一位女性血液采集助手向孙杨出示的是初级护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因此孙杨和他的团队判断这几位检测人员都不具备合格资质，此次检测无效，已经采集好的血液也不能被当成样本被带走。
资质问题，是孙杨最关键的“拒检”依据，也是在瑞士仲裁法庭上双方辩诉的一个关键点。然而在2019年11月15日的公开听证会上，这个依据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下简称“WADA”）驳斥。
听证会上，WADA派出的证人里，包括一名参与起草了国际检测标准（ISTI），还负责起草与血样采集、尿样采集以及采样人员培训指南的人士，也就是说，他就是规则制定者之一。这位WADA人员明确表示，只需要出示通用的授权文件即可进行对运动员检测，通用文件适用于所有同行的样本采集人员，不需要为每个人单独授权。
IDTM过去的通用流程，其手续正当性也被CAS所认可，而CAS认可的这种正当性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即无论参与检测的是什么人，如果有人拿出了这些文件，并且可以提供真实性证明，那这次检测在程序上就是正当的，如果运动员要投诉检测人员，也应该是在履行完检测之后的事。
那位偷偷拍照的男性检测官名叫武兵，是主检官的同学。在他亲笔写的一份情况说明书中，他说自己只是一名建筑工人，此前从未进行过兴奋剂检测工作，当晚出现在检测现场是因为主检官突然联系他帮忙开车接送。他近距离见到孙杨很兴奋，所以偷偷拿出手机拍了照，成为点燃这个关键夜晚的导火索。
武兵的证词制造了一个谜团。IDTM找出了武兵于事发当晚7个多月前，即2018年1月26日签署的一份文件，上面明确记载着武兵声明已经接受过IDTM认证的DCO培训，将在2018年期间担任样品收集助理。更甚于此，武兵作为兴奋剂检查官助理（Doping Control Assistant，以下简称“DCA”）曾在孙杨事件之前，与主检官一同合作过10~20次样品采集工作，兼职DCA的工作跟他本身是建筑工人并不冲突。
武兵曾表示自己不想参与庭审，但他后来又控诉开庭没通知他到场，这两份手写声明都是孙杨后来发在微博上的。另一个细节是，在孙杨披露的视频中，武兵被要求在一份手写的事件说明上签字，他拿起笔时抬头问孙杨：“这对我有没有影响？”
3名检测官之外的第四名随行者，直到后来也没人知道她的身份，这个神秘人物看起来也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无关，CAS以此认为此人与案件无关。当晚巴震起草的情况说明书里写道，武兵并不是司机，不明身份的第四人才是。巴震是孙杨团队中的医生。
这就是后来一年中，孙杨与IDTM之间反复争辩的细节。孙杨方面认为检测员身份存疑，不能带走样品。而IDTM则坚持他们的程序是正确的。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武兵，虽然此后颠倒过口供，但CAS最终选择相信了武兵更早之前签署的文件，并基于前述他们所认可的程序正当性，认为孙杨存在抗检的事实。
武兵究竟有没有说谎，在2018年9月4日那晚成了揭穿真相的关键。他的拍照行为让孙杨产生怀疑，并拒绝继续接受尿检。9月5日凌晨0点10分，孙杨的母亲杨明通过电话与巴震取得联系。此后又联系了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主任韩照歧和中国国家游泳队的组长程浩，这些人都认为检测官提供的文件不合要求，不能带走检测样本。
而IDTM的检测员坚持必须带回容器，孙杨方面只能选择打开盒子取出血液。据CAS的判决书显示，在这个过程中，孙杨指示保安用锤子破坏了容器，自己则在一旁用手机打着手电。而孙杨对此辩称，由于检测员要求必须带回盒子，并告知其只能自己想办法取出，他们迫不得已才损坏了盒子。
凌晨2点50分，孙杨、巴震和3位检查官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上签字，孙杨撕毁了之前他签字的《兴奋剂检查表》，这个至今看来仍显神秘的夜晚最终不欢而散。
在当时，舆论大多同情孙杨，他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一个运动员对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流程不严格的抗议。尽管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仍各执一词，但听证会视频被翻译、解读，CAS完整的判决书公布后，舆论开始转向，最终引导孙杨走向了其人生最富争议的一幕，并由此展现出他的另一面。
谁做的决定？
2018年9月2日，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孙杨包揽了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比赛结束后，孙杨抱着央视记者痛哭流涕——赛后痛哭，已然成为孙杨的一个标志。男子200米自由泳颁奖仪式上，孙杨戴着金牌唱国歌时，中国国旗突然掉了下来，孙杨上前交涉，要求赛事组织方重新进行一次升旗仪式。
谁也不会料到，就在两天后的9月4日，孙杨将置身职业生涯最大的旋涡。
血检事件发生后不久，IDTM向国际泳联报告了样本无法收集的事实。2018年9月6日，孙杨向国际泳联提交解释，并投诉了IDTM采集人员的行为。
一个月后，国际泳联宣布孙杨违反了《国际泳联兴奋剂管制规则》第2.3条（拒绝或未能提交）和第2.5条（篡改或试图篡改兴奋剂控制的任何部分）。孙杨对此提出上诉，到2019年1月，国际泳联兴奋剂检查小组公布孙杨胜诉，并明确说明“IDTM公司在2018年9月4日执行的兴奋剂检查是无效的”，9月4日那晚的采集任务并没有正确履行程序，孙杨没有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同时，强调除非孙杨本人同意，否则不会公开整个裁判文书，但这份胜诉裁决的细节却很快被澳大利亚媒体披露，在国际上引发舆论。
不过，国际泳联也认为，孙杨的行为是拿自己的整个运动生涯做赌博，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这是孙杨在这场风波里打的第一场官司，他赢了。但WADA不认可这个判决，将孙杨和国际泳联告上CAS。
像我们熟知的那样，冠军孙杨此时也毫不退缩。他本人要求，庭审现场必须以视频直播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开，在他看来，这将是证明自己清白的好机会。
CAS的听证会是孙杨的第二场官司，最终选在了2019年11月15日的瑞士蒙特勒举行。当天的孙杨西装笔挺，自信十足，在接下来这场长达12小时的听证会上，他的性格和表现也给当庭的法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证会从各陈述方9月4日当晚发生了什么开始，随后双方开始答辩，焦点很快落在了前述提到的包括检测员资质、损坏容器等问题上。IDTM方面认为他们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资质证明，即便运动员对检查人员资质情况有异议，也应该提供样本。孙杨方面不认可该解释，在后来的发言中仍强调两人的资质问题，且尿检工作人员存在偷拍照片等不专业行为。
而在此后围绕质证和辩论的环节，一些事实之外的因素，让几乎每一个看过直播的人都印象深刻。
孙杨方面选择的翻译公司在现场表现出了极其不专业的水准，以至于无法准确传达问答双方的真实意思，也拖慢了庭审节奏。孙杨和杨明都进行了发言，孙杨曾多次打断提问，表示自己听不明白问题，希望问得更清楚一点。而杨明，则看起来更急于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事实，她一开始发言就准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那天她目睹的经过。
但这遭到裁判官的否定，法庭希望杨明只回答与提问相关的内容，但杨明则坚持，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让她复述当晚发生的全部经过。最终法庭请她下去，在离席之前，她还小声抱怨：“我还没讲完，为什么不让我讲？”
WADA的律师在对孙杨的15分钟提问里，步步紧逼。
“你说9月4日检查官没有告诉你拒绝提供血样和尿液的法律责任，你的意思是，在进行了那么多次检测后，你仍然不清楚拒检的后果吗？”
孙杨没有正面回答，只反复强调那晚检查官没有告知过后果。
“如果告知了呢？”
“没有如果”
WADA的律师继续抛出一连串问题：
“你看到主检官的第一眼，就认出了她给你采集过样本，对吗？”
“你知道她为IDTM工作吗？”
“主检官向你出示了授权书和身份证件，你自愿提供了血液样本，一开始没有反对，是吗？”
“这是规则要求你做的，对吗？你确实一开始提供了血液。”
“在你自愿提供了血液样本后，又拒绝主检官带走血样，对吗？”
“原来的中文证词中写的是‘我拿了瓶子’，而第二份证词中写的是‘巴震拿了瓶子’，到底是谁先拿瓶子？你改过证词吗？因为你想把你推卸责任给巴震，而不是自己承担吗？”
或许翻译不佳是很大的因素，孙杨鲜有正面直接回应WADA律师的提问。
而当孙杨在回答中说“我没有说过我坚持要留下样本”时，坐在主席台的仲裁官PHILIPPE SANDS（由孙杨方提名选择的仲裁官）让孙杨再回想一下“是你坚持还是巴震坚持”，因为文件里写的是“我坚持留下血样”，而刚刚孙杨回答的是“我没坚持”，所以希望作出合理解释：“是你在做决定，还是巴医生在做决定？”
尽管SANDS的英文提问明确说了BA ZHENG，孙杨突然俯身凑到话筒前笑出了声，问：“SORRY，哪个白先生？”
仲裁官显然意识到证词不一致的严重性，他重复了多遍问题，孙杨要求翻译不要断断续续，他听不明白。
孙杨最终给出了与书面证词里不一致的回答：“不是我坚持，是巴震和他的老师及专家。”
程浩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很熟悉CHINADA（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兴奋剂检查记录单，旋即又说不清楚单子上是否写有运动员拒检的后果。
坐上证人席的巴震，发言显得异常紧张。巴震那晚接到孙杨的电话赶到现场后，重申了他的立场，并写了一份说明书，表述因检查官资质不全“所以无法完成本次尿检和血检（已采血液样本也不能带走）”。
一方面是巴震要求血样留下，另一方面是主检官要求把外包装带回，于是有了让人惊讶的“敲瓶取血样”剧情，成为听证会的另一重点询问话题。根据当晚敲坏血样外瓶的保安回忆：“一个不高的男人递给我一个瓶子，告诉我用锤子打开瓶子的底部。”
WADA的发言人认为孙杨草率地依赖巴震的建议，运动员应该对自己负责，更何况，巴震是曾让孙杨的药检呈阳性而受到处罚的人。其律师直言：“你曾经违反过反兴奋剂条例，你认为你适合陪他检查并提供建议吗？”
巴震是跟孙杨合作多年的队医。2014年6月，孙杨曾因被查出服用禁药“万爽力”，而被控违反兴奋剂管理条例。因为患有心肌炎，孙杨早从2008年就开始服用该药，此次被查是因为当年中国兴奋剂中心未能及时更新禁药手册，因此孙杨当时虽然受到了3个月竞赛处罚，但判定是无意行为。
仲裁官问巴震：“你是否停下来想过，如果你对资质证书的理解有误，会对孙杨有什么后果？”
巴震认为，坚持留下血样和写下那份情况说明书，遵从的是他所信任的专家领导韩照歧“明确强调”的指示，他只是个医生。而韩照歧在听证会上只承认，他给过一些“建设性意见”，并提示过不要拒绝检查。
“他（韩照歧）不在场，如果他错了呢？”仲裁官说。
而对于杨明，CAS甚至直接评价她“似乎扮演了对他儿子最无益的角色”。在听证会上，杨明多次试图还原现场情形，以证儿子的清白——而在控方律师看来，这与所提问题毫无关联。判决书还透露，孙杨承认，听证会前杨明曾私下联系过血检官和尿检官收集有关案件的信息，但否认试图威胁他们。
也许正是这样的表现，让CAS后来在裁判书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述：“令人惊讶的是，在作证过程中，运动员（指孙杨）丝毫没有对他的行为表示后悔，也没有表示过，如果事后看来，采取不同的做法可能更可取。相反，随着诉讼的进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将发生的明显错误归咎于他人。”
CAS还在裁判书中写道：在听证过程中，正如2018年9月4日在样本采集过程中发生的那样，运动员试图将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出乎意料的是，在听证会中途，他突然邀请了一个来自旁听席的不明人士来到庭审桌前，担任即席口译员。他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获得专家组的同意，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尊重他人或既定程序的权威。孙杨是世界一流的运动员，有着出色的体育成就；但是，他也不能凌驾法律程序之上。规则适用所有运动员，也适用于他，他必须遵守。
冠军的结局
禁赛8年，仲裁官做出了规则内的顶格处罚。
其依据，是他们认为有过2014年“误服”事件后，孙杨在兴奋剂问题上并非初犯，因此在违反《国际泳联兴奋剂控制规则》（FINA DC）规定2.5条的处罚基础上，由4年翻倍至8年。
这就是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孙杨事件的初步结局。按照规则，孙杨无法再通过CAS提起上诉，如果想要改变结果，他只能向瑞士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这次判决的结果。
尽管从全局来看，孙杨事件中的很多细节都存在争议，而CAS判决的主要依据——采信IDTM的程序符合正当性，孙杨没有理由抵抗检查，即便对检测人员怀疑也应该在事后提起申诉——也显得有些单薄。
自判决宣布以来，有关这场争议的结论在此后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在观看了判决书以及直播中孙杨的表现之后，舆论开始将矛头对准这位运动员过于自我和任性的行为。而在此之前，作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运动员之一，孙杨无论做什么，都能获得巨大的支持。
一些专业人士也表达了对孙杨翻盘可能性的悲观。看起来，这似乎就将是冠军孙杨的最终结局。
判决宣布后，孙杨的国内代理律师第一时间表示将上诉，孙杨也再次重申，认为2018年9月4日当晚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赛场之外，孙杨是无数人的偶像，综艺节目的坐上宾，品牌方的宠儿。2019年，美国的ESPN结合运动员的工资及代言收入、社交媒体影响力以及网络搜索，评出百大运动员排名（WORLD FAME 100），孙杨位列全球第43位。2018年，孙杨在这张榜单上排在第17位。
即使被药检风波缠身，孙杨还在2019年拿到了意大利手表的品牌代言。他代言的乐歌人体工学，公开立挺孙杨上诉维权，这也是唯一一个公开声援孙杨的代言品牌方。药检事件后，孙杨代言的相关企业删除了与孙杨有关的微博。兴奋剂违规，是运动员在商业代言合同规则里的禁区，一旦触犯，赞助商有权终止合同，甚至索赔。
而在孙杨事件充满疑点的事实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孙杨今年已经29岁了，在一个接近退役的年纪，这份判决可能意味着孙杨提前走向了自己运动员生涯的终局。在他此前29年的人生里，即便年龄不断增长，但他对外始终保持着一个落落大方、健康而不油腻的强者形象。这就使得多年之后，当媒体、CAS及孙杨本人，在还原过去一年的争议时，人们难免对他的一些行为和动机感到惊讶。
被禁赛8年的裁决背后，杨明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也被更多人讨论。杨明今年53岁，曾是浙江女排的主力，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孙杨的经纪人。裁决结果公布后，她在朋友圈说，她对得起领导，对得起组织，却对不起儿子。
打从登上最高领奖台的那一刻起，孙杨的人生就始终被高光所笼罩，这既是荣誉也是压力。某种程度上，在过去一年的争议中，冠军孙杨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或许他从未自己掌握命运，才是这位冠军的真实人生。
责任编辑：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