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阻击沙漠飞蝗：或于夏季卷土重来，我国派员协助境外防治
一场“无烟火灾”刚刚席卷非洲和亚洲多地。
去年12月份开始，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灾，三国相继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下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肯尼亚、索马里等国已经有超过1300万人正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态，还有2000万人正在严重粮食不安全边缘。
亚洲的蝗灾同样严重。2月1日，遭遇27年来最严重沙漠蝗灾的巴基斯坦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16日，该国部分地区的初步统计显示，蝗灾已造成包括小麦、大麦、蔬菜、棉花、园艺作物在内的8万公顷农作物被毁。
2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预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备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已遭遇蝗灾的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2月17日，《印度时报》称，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仅在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聚集，暂时不构成重大威胁。然而新一波蝗虫正在发育中，印度可能将于今年6月遭受更严重的蝗灾，或造成30%-50%的粮食减产。
面对多地蝗灾，我国农业农村部表示，沙漠蝗对中国的危害概率很小，国内大规模暴发蝗灾风险较低。近年来，我国蝗虫监测预警和防治能力不断提升，防蝗药械储备充足。目前，农业农村部正密切跟踪境外蝗灾动态，同时安排云南、西藏等省区加强边境的蝗虫监测，严防迁入危害。
一位东非当地居民在蝗虫群中。图片来源：FAO
蝗灾危急，或于夏季卷土重来
沙漠蝗是一种栖息在沙漠地区的蝗虫，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东和西南亚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独居状态下的沙漠蝗呈浅褐色，通常在晚上单独行动，对人类危害不大，但是当降水增多，植物大量生长，沙漠蝗会发展为群居模式，外表呈鲜艳的黄、黑相间，并在迁飞过程中吃掉地表植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显示，一只沙漠蝗成虫一天能吃掉与自己体重相当的食物（约2克）。看似不起眼，可一旦成千上万只沙漠蝗集结起来，吃掉的粮食数量就堪称恐怖。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沙漠蝗一天内吃掉的粮食数量与3.5万人相当。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一座小镇，一位农场主带着他的8个孩子一起驱赶蝗虫。迁飞而来蝗虫群快速吞食着他农场里的作物和草场，他说话都要刻意提高音量，不然会被蝗虫啃食的声音掩盖。由于农场绝收，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沙漠蝗之所以在这些地区成灾，和去年的气候条件有关。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沙漠蝗在产卵和孵化过程中，需要较为湿润的土壤，非洲和亚洲多地去年以来的一场降水正好为其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在巴基斯坦肆虐的沙漠蝗产下的卵。受访者供图
世界气候组织的数据显示，受印度洋海温异常影响，非洲东北部在去年10月、12月遭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是正常情况下的4倍。阿拉伯半岛南部也在2018年和2019年遭遇多次气旋风暴。而在往年，相关地区极少出现类似天气现象。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月下旬回复媒体时表示，东非地区的蝗虫仍处于繁殖高潮期，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更加严重。如遇到适宜条件，蝗虫种群每3个月可以繁殖20倍，6个月后，蝗群的种群数量或将增加400倍。
在印度，虽然目前蝗灾已基本结束，但是新一轮蝗灾或许正在酝酿中。害虫防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石旺鹏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从成年蝗虫在土地中产卵到幼虫出土，再到有翅成蝗，大概需要经过2个月的时间，上一批蝗虫已经在土地里留下了大量的卵，在合适的温度和降水下，这些卵将完成孵化，并可在今夏再次产生蝗灾。
印度当地政府对可能再次到来的蝗灾严阵以待。《印度时报》引用印度农业部回复称，政府计划采购60台配备最新技术的专业喷雾器，使用直升机和无人机喷洒杀虫剂。
警惕沙漠蝗“落户”中国，应加强相关研究
2月17日，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春季发生区的蝗群迁飞方向为印度-尼泊尔-缅甸-中国西藏南部和云南西部。考虑到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阻隔，蝗虫很难越过高海拔的寒冷地区进入我国。若蝗群扩散至尼泊尔和缅甸，不排除有少量蝗虫随季风迁入云南和西藏的可能，但造成危害的概率很小。
2020年2月以来的全球蝗灾情况及蝗虫迁飞路线。图片来源：FAO
我国的史料中，尚未有过沙漠蝗为祸的记载，仅在云南和西藏有沙漠蝗的分布。中国历史上造成灾害的飞蝗以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为主，这些蝗虫与沙漠蝗有相似的迁飞习性，但属于不同的生物种。
石旺鹏介绍称，沙漠蝗与中国常见飞蝗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三点，生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繁殖能力和取食范围。沙漠蝗的体型较大，适应环境的能力强。“沙漠蝗什么都吃，基本是绿的就吃，但是中国常见飞蝗喜食农作物，不会主动去啃果树、棉花一类的植物。”
虽然历史上没有沙漠飞蝗危害的记录，但有专家表示，并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在部分专家看来，今年6-9月份，如果境外沙漠蝗灾害得不到有效控制，在季风作用下迁入我国境内概率增加。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泽华表示，近30年是全球气候变化最快的时期，许多变化超出预期，因此，沙漠蝗一旦迁入我国，“会不会住下来，甚至反客为主？这是有风险的。”
张泽华说，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小气候，例如山的阳坡和阴坡，高海拔和低海拔，西南地区存在众多小气候，不排除沙漠蝗在某些区域定居的可能，“如果沙漠蝗住下来了，经过若干年的繁衍成了一种新的重要害虫，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灾害问题了。”
也有专家认为沙漠蝗定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从事生态和害虫综合防治的专家认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环境的变化，生物种类也可能随之发生更替，“但是就目前来看，时间尺度较小，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还较为有限。”
但无论如何，我国科研人员应当重视对于沙漠蝗的研究。张泽华表示，研究人员还不了解沙漠蝗在中国的行为规律，因此在监测和防治上尚存在不确定性，更多针对沙漠蝗的研究有待进行，“要从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也要有技术去应对”。
石旺鹏也建议与国际合作开展，以便明确在我国的环境条件下，迁移过来的沙漠蝗的基本生物学特点是否会发生改变，例如生长、繁殖、越冬等特性是否有变化。除此之外，沙漠蝗在我国的自然控制因素也需要研究。“生物控制，也就是天敌，是有一定地域性的，我们要关注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条件下，天敌及有益生物对沙漠蝗的控制作用能达到什么程度。”
至于治理蝗虫所需要的药剂，石旺鹏表示，和中国常见飞蝗所用药剂大致相同，只是针对不同种类的蝗虫，效果略有差异，“（沙漠蝗）体型大，抵抗力强，用药浓度也要相应提升。”“蝗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应对方式类似，国家会有战略储备，对于应急农药的储备，大家可以放心。”
2020年2月，巴基斯坦，沙漠蝗产卵后留在地上的产卵洞。受访者供图
我国已建立治蝗监测防控体系
事实上，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蝗灾多发的国家。作为与洪灾、旱灾并列的三大自然灾害，蝗灾与农业发展如影随形。史料记载，从春秋时期到1949年，我国有明确记载的蝗灾年有800次，平均2-3年就有一次地区性大发生，每5-7年有一次大范围的暴发。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副教授赵艳萍告诉新京报记者，古代社会在治理蝗灾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纵向集中决策机制。宋代已经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清代则将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
近十余年，我国蝗害发生的总体情况连续多年下降，初步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的治理目标，但局部地区仍有蝗灾暴发风险，仍存在外来蝗虫入侵的风险。
农业农村部2014年发布的《全国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规划（2014—2020年）》显示，我国蝗虫常年发生面积2.8亿亩次左右，分布在20个省（区、市）的1100多个县（市、区、旗、团场）。其中，飞蝗（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常年发生3000万亩次左右、北方农牧交错区土蝗发生7000万亩次左右，草原蝗虫发生1.8亿亩次左右。同时，与我国毗邻的蒙古、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时有蝗虫迁入我国边境地区为害。
张泽华多次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蝗灾严重的区域开展研究工作，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二连浩特见到的“蝗虫雨”。
2002年7月上旬的一天，忽然听到外面下起了“暴雨”，窗户被打得啪啪作响。打开窗户一看，密密麻麻的蝗虫从天而降。“我们去到野外工作，看到的是千疮百孔的草原，严重的区域赤地千里，没有一点绿色，类似无烟的火灾。”第二年，当他再次去到蝗灾发生的区域，很多牧民已经搬走了，只剩下“断壁残垣”。
目前，我国治蝗工作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方针，建立县级以上蝗灾防治指挥机构，构建监测防控体系。确保农区每万亩蝗区有1名查蝗员、农牧交错区每5万亩蝗区有1名查蝗员、牧区每10万亩蝗区有1名测报员。
各地植保站、测报站监测汇总蝗虫产卵和出土情况，依据气象条件预测蝗虫产生危害的区域和程度，并给出相应的防治建议。一旦发现某区域蝗虫密度达到防治指标，则需在第一时间进行防治。去年7月，新疆昌吉市自然资源局草原站发现该市山区40多万亩草场发生不同程度的蝗灾，随即通过9架植保无人机对相关区域进行了农药施用，阻止蝗灾蔓延。
一位东非当地居民正挥舞着衣服驱赶蝗虫，图片来源：FAO
可持续的绿色防控
“蝗灾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可能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都无法完全恢复，因此可持续的绿色防控尤为重要。”张泽华说。
目前，农药防治、生物防治和改造蝗区生态环境是蝗虫防治的主要手段。考虑到农药给环境带来的副作用过大，农药防治仅作为蝗灾严重暴发时的应急手段。对于小范围、轻度暴发的蝗灾，主要采用生物防治，即利用微生物或者天敌来进行防治。“在农牧交错区，也可以小范围使用牧鸡、牧鸭等生物防治手段，方便农民操作，且能产生经济效益。”张泽华介绍。
新疆在多年前已经开始推广牧鸡治虫法。一只牧鸡大约可以防治7.5亩牧区草场，“走到哪吃到哪，可以有效控制蝗虫。”塔城地区蝗鼠测报防治站工作人员此前曾表示，他们会给牧民发放鸡苗，并让鸡群跟着牧民一起转场。
牧鸭也可以发挥与牧鸡同样的效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蝗虫鼠害预报防治中心在2007年发布的牧鸭治蝗规范中提到，在治蝗季节，他们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将育雏10-20日龄的鸭群运至蝗区，鸭群规模约1000-2000只。在完成灭蝗任务后，鸭肉、鸭蛋、羽绒等产品也可以适当增加农牧民收入。
张泽华所在的团队是国内最早使用绿僵菌来进行蝗灾防治的团队之一。绿僵菌是一种针对蝗虫的真菌，蝗虫身体在接触到喷洒有绿僵菌的作物后，菌丝结构会穿透蝗虫体壁，进入蝗虫体内，让蝗虫出现全身感染。死后的蝗虫形似一具绿色僵尸。此外，这种真菌还可以在蝗虫群内造成“虫际”传播，从而达到更大范围、长期持续防治的作用。
“在蝗灾暴发的地区，有高密度的核心区、中等密度的扩散区和低密度的偶发区，在不同区域应该适用不同的治理方法。”张泽华认为，应在核心区采用化学农药防控，在扩散区和偶发区采用生物防治。考虑到非洲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草原食物链的复杂性，在治理过程中更需要注意降低灭蝗药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他建议通过提高植被多样性，改变覆盖度等方法来改善蝗区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降低蝗灾发生的风险，“目光要放得更长远。”
不过，灭蝗并非将蝗虫“赶尽杀绝”。张泽华表示，“有一点需要明确，蝗虫是有存在必要的，它本身也是食物链中的重要节点。当它数量过多的时候需要进行杀灭，以减少经济损失，但是更应该做的是通过监测和防治，让蝗虫维持低水平的种群数量。”
以内蒙古草原为例，每平方米有3只蝗虫并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超过7.5头就需要应用生物防治的方法进行控制，如果超过15只就需要进行应急防治。
肯尼亚遮天蔽日的蝗群。图片来源：FAO
国际合作，灭蝗事半功倍
此前，我国也多次面临他国蝗虫或其他病虫害入侵的情况。
2018年底，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植保植检站曾监测到不明害虫，后被证实为草地贪夜蛾，这也是中国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在入侵云南后，草地贪夜蛾相继在西南、华南地区被发现，并快速向北迁飞扩散。
在中蒙边界，每年7月上旬都会出现一条特殊的蝗虫入侵路径，贝加尔湖的冷高压会与北向南的季风形成对峙，一旦冷高压占据上风，蒙古国的亚洲小车蝗就会随着冷空气南下，进入中国境内，风场强劲的时候，部分蝗虫甚至会被吹向东南沿海地区。
为了监测蝗虫进入中国的情况，研究人员会在迁飞路径上设置一个野外试验站，这条路径也被称为北大门。“我们通过监测和分析，发现规律，然后就可以进行防控。这个试验站就像眼睛一样，时刻关注着我国的生物安全问题。”张泽华表示。
同样，新疆是亚洲飞蝗迁入的主要路径、可以称为西大门，而这次印度沙漠蝗对我国的威胁，就发生在位于云南的南大门外。
“如果能通过国际合作，协助对方及早控制，那么，对我国的影响也会变小，而对于国际蝗虫防控的贡献意义重大。”在张泽华看来，蝗灾问题也是全球重大公共事件之一，对于粮食安全的威胁不仅仅是蝗灾发生的国家，甚至导致国际粮食供给紧张。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在此次沙漠蝗灾中，中国已派出专家组前往巴基斯坦，协助当地灭蝗。工作组由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植保总站派员组成，将在巴基斯坦信德省、俾路支省和旁遮普省开展蝗灾实地调研，并为巴方提供蝗灾防治技术支持。
针对当地情况，专家组提出了包括短期应急防治与长期可持续治理相结合、化学防治和绿色防控相结合、空中飞机施药和地面大型器械撒播相结合、控制本地孵化虫灾与阻击境外迁徙虫害相结合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
“在蝗虫防治上也应有国际视野。”张泽华认为，应通过“监测信息共享、防控技术和研究成果共享”，共同建立一个蝗灾防控合作研究机构，这样能给蝗灾防控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全球蝗灾防控做出重要贡献。
新京报记者韩沁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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