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毅：别让后人指责我们没有思考时代真问题
吴毅，1958年3月生，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乡村治理等。著有《小镇喧嚣》《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
“那些天，我失眠了，夜里时睡时醒”
新京报：作为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学者，自疫情暴发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
吴毅：说来非常幸运，作为武汉的学者，我没有身陷武汉，而是安全地回到了老家，当然，绝非是“逃难”出来的，而是按计划于1月17日返回重庆老家过年。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并不是说在武汉时完全不知道任何关于不明肺炎的消息，而是觉得这似乎与我们一般人无关，既然不会人传人，我又不吃野生动物，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记忆中的汉口火车站，虽然人头攒动，却没有给我留下有人戴口罩的印象，回来后，也没有觉得十分的“幸运”。
不过，这种情况在1月20日以后就突然发生了改变，那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钟南山院士说新冠肺炎会人传人，非典的经历，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开始担心起我这一路回程是否安全？是否有可能被传染？还好，一切如常，没有异样——真是非常幸运！不过，在返乡地，我还是非常主动地配合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主动“交代”自己的行踪，自觉服从社区管理。自此，便自困家中足不出户，每天向指定的社区医生汇报体温和身体状况。
这期间，也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对湖北人非常不友好的行为，两相比较，觉得重庆的政策执行水平还是不错的，每一次必要的交往，都显得友好而客气，没有让我感受到沦落在“家乡”的不受待见。尤其是对比那些天种种的封门堵路，以邻为壑，驱离武汉人和湖北人的野蛮做法，自是觉得这里有着格外的温情。
幸运之余，却什么也做不了，好在将学生未批改的作业带回来了，算是有一点可用来打发时间的正事。但实话实说，在最初的十几天里，我心绪非常烦乱，更多的时间耗在了刷手机上。那些天，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且都发生在我的熟人圈子，今天得知大学同学的老公、婆婆染病，住不进医院，儿子发着烧，陪着奶奶奔波于从家到医院的路上，直至老人离世，都没有能等到病床；明天又接到学生的父亲确诊，四处求助，却找不到医院收治的消息。
我第一次在电话里感到灾难那么近，却无处躲避的无奈与绝望。那些天，我失眠了，夜里时睡时醒，甚至整夜无法入眠，尤其在突然传来李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更是几乎整夜未能合眼。一边刷手机，一边情不自禁地眼泪就流下来了，为他，也为自己。事后，我看到一些网帖说有人在吃人血馒头，我想，这还是人话吗？
好在最混乱的时候已经过去，同学的老公、学生的父亲也先后得到收治，他们自己也都以各种方式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我自己带回家的课程论文也改完了。
《记述村庄的政治》，吴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新京报：回到重庆后的这段时间，在读什么书？
吴毅：书几乎没有读，因为没有带书回家。倒是的确想到了是不是应该去重读孔飞力先生的《叫魂》？看朋友圈里，也真有人在推荐这本书。我想，总是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触碰到我们的神经，尤其是在全国最初进入防疫大动员的那几天，到处深挖武汉人和湖北人的信息，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这部描写和分析乾隆盛世由“叫魂”案所触发的民间大除妖的名著。
当然，这本书不仅写了这个，其对于皇权与官僚权力在面对“叫魂”案时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展开的博弈分析，也非常经典。在我的理解里，时代不同了，事情的性质当然也不一样，因突然得知疫情扩散而带来的民情大恐慌也可以理解，设想这事若发生在外地，湖北人大概率也不会做得“更差”。但一时间满屏的“举报”“捉人”，还是让我恍然间错有盛世“贱民”的感受，不敢告之友人们我已回渝。
我们这个民族，在物质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神文明的水准似乎仍有落差。所以，书没有读，倒是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好几个反映湖北人困境的帖子，以期能多少带动一下周边气氛的改变。暖心的事很快来了，我一位在重庆北碚区任职的学生私信我，他们已备好三家酒店，让那些无家可归的湖北人入住。难怪这个区到现在都没有失守，全区零确诊！我以为，运气固然重要，但知识、文明与人道精神的差异，永远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在这方面，政府与民众其实是在相互塑造。
不过，几天以后，事情从整体上得到纠正，流落在外的湖北人先后得到安置。
“不能让一线人员不计一切代价去‘拼命’”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不一样的感受？
吴毅：生活和工作总要继续，这些天我努力让自己恢复因上课而中断了的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我一直期待对近40年来中国在上述方面的变化做出理解。毫无疑问，灾难之中，体制的反应，社会的互动，肯定比平时看到的更加清楚，其中的长与短、优与劣，也在检验学界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种种判断。
不过，我虽然想让自己安静下来，按部就班地工作，但灾难与悲情肯定会对写作产生影响，甚至改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要说我，朋友圈里的“90后”、“00后”学生们，也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少了卖萌照，多了忧世情。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磨难与起落，我们有责任去面对，不要让后人指责我们没有思考这个时代的真问题。
新京报：基层政治研究一直是你的研究领域。你的《小镇喧嚣》影响了社会学学科内外对中国乡镇逻辑的理解。在整个治理体系里，你对疫情中的基层是怎么看的？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吴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吴毅：我做过十几年的基层政治研究，对基层体制的运作和基层干部的艰辛有所理解。所以，我对抗疫中基层干部的境遇特别关注。我呼吁要像善待医护人员一样，善待一线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特殊时期，传统运动式治理的特征几乎全部恢复，这可以理解，但在这种情况下，身处一线，尤其是武汉和湖北疫区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会非常辛苦，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从整体上，他们早就已经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所以，若一时一事处理不周，衔接失当，造成局部工作中的掉链子，难以避免，只要不是故意，没有铸成大错，还是应以鼓励和精神抚慰为主。
上级领导，尤其是指导和督促工作的领导，不宜为突出自己的政治正确而任意责罚一线工作人员，甚至要求他们在没有相应防护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往上冲。这毕竟不是打仗，病毒不讲政治，不能让一线人员不计一切代价去拼命。所以，事情做得太满，赚了几滴感动的眼泪，却会造成更大的牺牲。一味不讲实际的硬压，会激出人性中恶的一面。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什么政策建议？
吴毅：专业人做专业事，具体的防疫建议不一定会有。但是，作为社会学人，疫病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逻辑，却需要我们去思考：对于舆论的宽容度、对于地方有效管理的赋权度，始终是考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能力的两个重大问题，它们已经不只一次让我们在应对重大危机时付出惨痛的代价。
的确，不必否认，自上而下以权力来约束社会有利于稳定，但也可能让舆情表达不畅、让地方治理失措。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状况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所以，我真心希望，疫情过后，除了依法追责，更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实际改进，以推动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和政府的建设。
采写丨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