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期读书④丨黄灯：“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学者黄灯，她分享了重读《红楼梦》和《离骚》的感受，也反思了行政与学术的沉疴、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社会下人类生活的幻梦。但黄灯也提到，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白白付出了。
灾难之下，写作何为？个体何为？这是每个手中执笔的人所面临的困惑。生于湖南的学者黄灯，曾经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湖北丰三村、湖南凤形村、隘口村这三个村庄中几个家族的人世浮沉、命运变迁，她试图用手中的笔，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但是如今，湖北以及全国各地疫情肆虐，黄灯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感觉以前关注的问题实在太过轻飘。她意识到，除了文字的表达，更重要的选择，应该是去做事，做更多的实际工作。
无力的时候，黄灯重读了《红楼梦》和《离骚》，以前觉得是古人的事，现在觉得就是今人的事，是当下发生的事。她再次意识到，有些东西无可避免也无可挽回，一切皆有来由，皆有因果，我们应该心怀谦卑，小心翼翼。
对于当下的疫情，她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的出现和暴发是必然，以后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人类的常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卷入对危机的应付，危机如何来，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她反思了行政与学术的沉疴，以及现代社会下人类生活的幻梦。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都市的繁华，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而这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是零。
黄灯，学者，湖南汨罗人。1999-2002年，曾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业余写作随笔。著有《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
“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
新京报：春节和疫情期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或者阅读、写作是如何安排的？有哪些突然被打乱的、混沌的时刻？
黄灯：整体而言，生活和以前差别不大，除了诸如买菜这些日常事物没有以前方便，当然也没有心思刻意去安排什么阅读和写作。武汉封城以前，觉得新冠肺炎应该很好控制，不会影响什么，但封城以后，陡然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在此期间，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可以说，这是信息时代，全民依赖发达的新媒体，共同见证和参与的一段伤痛历史，对我而言，尽管悲伤、压抑的情绪居多，但是没有绝望和悲观，我对勇敢的医务人员和善良朴实的普通民众心生敬意，对感染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有一种亲人般的悲痛和不甘，他们原本应该享受欢乐的春节，原本应该好好活着，但却最直接地承受着灾难的后果。
武汉有我很多的老师和朋友，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牵挂的城市，我无法陪伴他们，但一直关注他们，他们经历的一切，也在遥远的地方，左右我的生活节奏。我只希望疫情快快结束，不再以忙为由，尽快去武汉看望那些我牵挂的人，和他们早日见面。
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什么书？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和思考？
黄灯：重读《红楼梦》和《离骚》。《红楼梦》铭记了中国人的心灵史和命运史。我深深意识到有些东西无可避免也无可挽回，一切皆有来由，皆有因果，我不希望历史是一种轮回。以前看《红楼梦》觉得是古人的事、封建家庭的事，现在看《红楼梦》，觉得就是今人的事，是当下发生的事，“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物极必反，我们应该心怀谦卑，小心翼翼。《离骚》刻在我故乡湖南汨罗屈子祠的碑廊上，以前我从字面和情感上理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现在我从直观和现实中理解屈原的无奈和无力，理解他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剧版《红楼梦》（1987）
新京报：这段时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和思考？
黄灯：在看《红楼梦》小说的同时，我重新看了80年代版本的电视剧。只有林黛玉的眼泪才能表达武汉人民的悲伤。贾府的悲剧，让我共情到我们正经历的悲情时刻。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什么特殊感受？
黄灯：我原本计划在年前修改完2018年写作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但随着疫情的一天天严重，我的节奏完全打破，进度明显放慢。我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感觉以前关注的问题，面对人类正历经的灾难，实在太过轻飘，我深深感受到写作的虚弱和这种生活方式的矫情。我意识到，除了文字的表达，更重要的选择，应该是去做事，做更多的实际工作。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著，理想国丨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
新京报：在你对疫情的持续关注中，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根据你对家乡或者身边日常生活的观察，有哪些具体的感受？
黄灯：我天天看朋友圈，关注相关的群，很多晚上在失眠中度过。我不在武汉现场，不在疫情严重的孝感婆家，也没有回到离武汉很近的湖南故乡，我所获得的信息都是二手经验，因此谈不上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但我会根据朋友圈的信息收集一些资料，会特别留意那些需要求助的人。我无法想象那些绝望而无助的人，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地，我什么忙都帮不了，我深感自己的无用和无力。
黄灯，疫情期间在广州街头。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否有什么建议？
黄灯：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整体层面的反思，但所有的反思，如果不能落实到行动，促进真正的改进，灾难的代价白白付出了。我从微观层面反思如下：
从个体而言，我会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会更加意识到全球化时代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会认为日常生活中制造垃圾、不理性消费、无意识犬儒都是“平庸恶”的一部分，会真切意识到冰川的融化，终究有一天会惩罚人类，惩罚自己。新冠肺炎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的出现和暴发是必然，以后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人类的常规生活可能会越来越卷入对危机的应付，危机如何来，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从群体而言，当下中国知识阶层所卷入的知识生产，毫无疑问已面临着根本挑战，此次事件充分证明了它的无效和危害，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学术研究绝不能再被各种利益和利益集团绑架，必须恢复学术的公器之用，因为反思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如果说新型肺炎的暴发首先是行政的不得力，那么，专家的专业建议，是否在其中起到了屏障功能？论文的发表是否比论文实践运用更为重要？某一个群体获得科研成果、学术声望是否比民众的生命安全更为重要？这中间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是多年知识界、学术界极度功利、极度虚空、脱离实际、崇尚学术KPI等各种沉疴的一次集中暴发，新冠肺炎摧毁国人的健康，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而学术界的扭曲，从教育、精神层面，坍塌国人的心灵支撑，危害更为持久和隐蔽。
一个悲剧的发生，原本可以从行政效率、舆论监督、学术层面获得力量得以避免，但偏偏任何一种可能都没有发生，以致新冠肺炎疫情长驱直入，举国封城；一个可怕后果的终结，原本只需要一根绣花针，但最后却不得不出动推土机，不得不出动全国的推土机，不得不动用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牺牲那么多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我们以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高效而自豪，但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一种仓皇应对的无奈之举。
更触目惊心的是，这次危机让人意识到城市生活的脆弱，让人意识到人的脆弱，让人意识到城市管理的难度和挑战。我无法想象一个城市遭遇流行病、遭遇火灾、水污染、煤气爆炸、断电等危机后，人类要面对怎样的处境。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繁华城市，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新京报：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有没有想要推荐给读者的书籍或艺术作品？
黄灯：没有。我不喜欢推荐书籍给别人。每个人的阅读和其经验、趣味、知识结构有关，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心的读者不需要别人的推荐。
采写丨杨司奇
编辑丨徐伟张进
校对丨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