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末鼠疫如何推动了中国国家医学的起源？
1910年满洲里的流行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与内忧外患的主权危机迫使清政府介入干预，推动了国家主义的医学改革。费正清奖得主、历史学家班凯乐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引发的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原文作者丨（美）班凯乐
整合|李永博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加剧了国人对于清政府是否有能力抵抗外国侵略的焦虑。康有为领导下的举人们因《马关条约》中灾难性的条款义愤填膺，呼吁政府进行新的全面的改革。1898年光绪皇帝实施这种政策的努力遭到了慈禧太后和清政府保守派的压制，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才批准改革，那时清廷的许多官员已确信，如果想维持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中国需要效仿德国、日本这样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制度。根据全面的被称作新政改革的倡议，清政府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成立了新的军事和警察组织，精简了中央官僚机构，并开始将税收制度合理化。接近第十年的尾声时，中央政府着手立宪，起草计划准备正式通过国家宪法，建立地方自治制度。最后，新政改革削弱了清朝和帝制自身的基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二者被一扫而空。
正如在其他政策领域，主权问题强有力地推动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在许多清政府官员的心里，眼下外国在公共卫生事务中的主动权，尤其是在中国条约口岸实行轮船检疫，是对中国国家尊严的公开侮辱。同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表这样的观点：国家医学对国力以及中国人种的存续至关重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在其1895年的《万言书》中强调了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对于中国人民的生生不息的必要性。整个新政改革时期，出现在有改革倾向的刊物上的文章都敦促政府设立国家医学，进行西式公共卫生改革，为了建设国家而采取防疫措施。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的官员，如袁世凯，开始将成立西式的公共卫生机构作为新政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清改革家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由警察负责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的观念。从大约1902年开始，中国一些城市的新式警察部门开始采用西式的疾病控制技术，如检疫及治疗传染病的隔离医院。渐渐地，一个由警察管理公共卫生的模式——它受到了遍及全球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出现了。
最早建立警察负责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城市之一是满洲南部的沈阳，这些制度安排在1910—1911年冬一场致命的肺鼠疫传遍东北时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人员的缺乏意味着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沈阳的警察在危机期间积极采取了许多抗鼠疫措施。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央集权国家控制的缺乏中断了这些刚刚起步的公共卫生改革，但是早期警察对这些活动的介入为后来国家医学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美]班凯乐著，朱慧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
鼠疫、船舶检疫和主权问题
外国在船舶检疫中的主动权对中国主权造成的威胁，直接刺激了晚清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1873年，接到印度和东南亚暴发了霍乱的报告之后，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外国人率先在上海和厦门强制实行检疫，类似的章程1883年在汕头、1884年在宁波实施。1894年广州和香港暴发鼠疫后，上海、汕头、厦门和宁波的海关署长宣布所有驶进其港口的船只都应接受检疫。
海关和港口的外国卫生官员
（通常是海关的医官）
临时性的检疫站成立于1894、1896和1898年，永久性的检疫站成立于1899年4月。同年，类似的检疫站也在北方的港口营口、天津还有福州设立。检疫站检查旅客，如果认为他们得了鼠疫或其他传染病就扣留他们。
中国人出于许多理由反对外国人的这些做法，包括这种措施给旅客造成的不便、所需的费用、检疫对贸易的负面影响。1901年，闽浙总督许应骙要求废除福州的检疫站，因为它用途不大，而且维持起来太费钱。
1904年短暂地当过两江总督的李兴锐抱怨说崇宝沙岛的检疫站使来自南方各口的绅商“不胜其扰”，“久为行旅所诟病”。上海附近建立了崇宝沙检疫站后，一位不知名的官员上书军机处，请求将其关闭，因为那里使用的外国检疫方法“异常残忍、暴虐，许多人因此而死”。
军机处寄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这份奏折，袁世凯在日期为光绪三十年
（1904）
对于不习惯西方医学技术的人来说，检疫站遵循的程序肯定是让人很不愉快的。要想离开任何一个宣布检疫的口岸，中国乘客必须接受搜身和彻底的消毒。1901年厦门建造了达到最新技术水平的消毒厂后，领事馆的医生兼港口的代理医官卡尔·约翰逊
（Carl Johnson）
我们的消毒室长20英尺，宽10英尺，高8英尺，共1600立方英尺。它完全由普通水泥砌成，包括天花板和地板……起航当天的早晨乘客早早地来了，把他们的衣服留在“脱衣室”，穿上厂里的衣服并离开数小时。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消毒室，放在
（甲醛）
李兴锐表达了对于这种检查的不满，他哀叹道：
此举本系中国自有之权，从前办理失当，所拟章程烦苛扰累，一切听命于洋医，流弊滋甚，亟应设法挽救。
如李兴锐的抱怨所表明的那样，反对检疫站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又一个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例子。在官员们对于中国乘客所忍受的搜身的抱怨背后，是对这种检查所代表的侵略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既是比喻意义上的，又是真实的。
1910年满洲里鼠疫照片
新式警察与鼠疫控制工作
1910—1911年冬，当一场致命的肺鼠疫席卷满洲时，国家对于公共卫生事务管理的投入程度得以体现。这是中国警察首次执行西式瘟疫控制措施，如检疫和扣留鼠疫病人，因此它成了20世纪中国国家医学制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看，满洲的鼠疫和中国南方的腺鼠疫并无关系。满洲鼠疫不是起源于云南，而是起源于由西伯利亚旱獭维持着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1907—1910年之间，旱獭皮的价格涨了3倍，因为国际毛皮商了解到旱獭皮能制成精美的仿貂皮。到了1910年，由来已久的不许汉人移民进入满洲的清政府禁令已不再有效，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猎捕者进入该地区，希望通过在国际毛皮市场出售旱獭皮发财。不同于他们的蒙古人同行，后者一般不抓生病的动物，这些新来的人诱捕任何他们能发现的动物。他们一起住在拥挤的铁路旅舍，近旁通常堆着生皮，这些新来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910年满洲里鼠疫照片
1910年10月13日，满洲里的一名移民猎捕者得了肺鼠疫。不像靠啮齿动物和跳蚤媒介传播给人类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直接从这个人传给那个人。疫病很快传遍了异常拥挤的旅舍，并很快夺走了大约600人的性命。惊恐不已的猎捕者向南奔逃，沿着新建的满洲铁路系统将疾病于10月27带到哈尔滨，12月31日带到长春，1911年1月2日带到沈阳。
当这种致命的鼠疫出现在沈阳时，卫生警察的工作早已运转良好。奉天省
（现在的辽宁）
徐世昌和锡良在各自的东三省总督任内都对警察的卫生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沈阳的政府官员收到北满鼠疫大作的预先警告，于12月下旬，甚至在鼠疫传到该城市之前，已成立了防疫总局。民政司和交涉司的领导是这些行动的主要协调人
民政司使张元奇协调沈阳警察与行政机构，交涉司使韩国钧协调与列强一起进行的抗鼠疫努力。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警察局长、道台、奉天公立医院院长和一名苏格兰传教士医生，这六个人制订了沈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鼠疫预防与控制计划。1911年1月2日沈阳火车站附近发现了第一起鼠疫病例后，他们的计划更为紧迫。三天后沈阳城内也发现了首批鼠疫病人。
到1月10日，防疫总局已制订出由警察负责的鼠疫控制计划，新的规章制度与程序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整个城市分成7个警区，每个警区都有自己的防疫所。
这7个警区和每个防疫所的位置都能在《奉天通志》中的沈阳城地图中找到。每个警区都配有12名警官，另有两名医生和充当卫生人员、担架手、救护人员、马车夫和掘墓人的苦力。警察要封锁并守卫各自的区域，因此控制了城市不同地方之间的交通。人力车、电车和马车都要接受检查和消毒，然后给它们插上旗帜，允许它们跨区行驶。警卫被派驻在八个城门，城外的道路有人巡逻，以防止人们从隔离区步行逃走。居民们要带上表明其所住区域的有颜色的臂章，只有获得警察当局的特别许可，人们才可以从这个区到那个区。
1910年满洲里鼠疫照片
奉天省警务局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要求沈阳的警官
（即在沈阳工作的省警局警察）
如发现房屋肮脏，应指导居住者立即清扫。如发现房屋的某处过于潮湿，警察认为它是难闻气味的来源，应令居住者购买消毒剂，如石灰、二氯化物、苯酚……发现不卫生的住宅时，警察应通知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后者应立即派警察命人打扫。
有疫死者的住户要在门上贴上标记说明实情，最近警所的负责人要把尸体埋在“和城墙、住宅及公共大道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警察还要阻止任何人进入出现过疫死者的房屋。
这些鼠疫预防与控制措施于1911年1月12日公布，沈阳的警察立即被动员起来开展挨家挨户的视察。警察还为鼠疫疑似病人以及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设立了六个检疫隔离站，下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大型集会：停止戏院演出和定期集市，关闭妓院、理发店、澡堂和估衣铺。警察局长在全城范围内实行宵禁，不允许任何人晚上冒险外出
（以防止人们趁着夜色把尸体或病人运出）
Carol Benedict，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另一本著作《中国烟草史》荣获美国历史学会2011年度费正清东亚研究奖。
从防疫总局苏格兰传教士医生司督阁
（Dugald Christie）
警察把流民和穷人挑出来予以特别关注。瘟疫的早期，显然在客居的猎捕者和移民劳工中病人占了很大比例。在鼠疫肆虐的几个月里，《盛京时报》每天刊登疫死者的名单，包括他们的姓名
（如果知道的话）
为社区的某些阶层，如乞丐、流浪汉还有移民，设立隔离站，空的货栈、火车车皮或匆匆搭建起来的木头工棚都利用了起来，大多作为病房。鼠疫患者多限于苦力阶级和最底层的百姓。普通的妓女也要定期检查。
1910年满洲里鼠疫照片
虽然奉天行省当局声称要动用警察来执行抗鼠疫政策，防疫总局仍缺乏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来有效地实现其所有目标。计划要求受过训练的医务稽查员负责7个警区，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能够担当此任的医生，代替他们的是医学院的学生，有些刚读一年级。找人当医生的助手甚至更难：许多雇来的人很快就死于鼠疫，吓跑了那些本来愿意来的人。检查时由于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协助，沈阳的警察经常把那些得了其他疾病的人误认为是鼠疫患者。那些不分青红皂白被集中在一起的人很快就被传染了，死在隔离站里。这样的措施进一步降低了沈阳人民对于防疫部门的脆弱的信任。警察的人数也不够：大部分被派去在城内巡查，但是城的四周哨兵太少，因此守卫发现不可能阻止躲避瘟疫的难民四处逃散到农村去。
……
1910—1911年瘟疫期间非官方的精英和当局既合作又竞争，这并不让人吃惊。沈阳主要是个行政城市，位于满族统治者的故乡，因此那里的汉族商人没有南方商业城市的商人所能行使的政治权力。此外，到1911年，精英们对西式公共卫生的态度有某种共同之处。西式医学的益处和现代国家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的调节作用越来越为官僚和非官方的改革者所接受。虽然商务总会在商人应遵守的新规章的限度内与当局展开竞争，它也和警察积极合作监察别人，即边缘的社会成员——劳工、流民和穷人的活动。
结论
1894—1911年的17年中，一些中国精英对于国家医学和西式公共卫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894年，当英国殖民当局强行将检疫和隔离病房引进到香港时，这些措施遭到了精英和民众的反对，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家医学的观念才开始在中国立足。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开始要求把西式公共卫生机构从香港和条约口岸扩展到内地。在后义和团运动的改革时期的政治和思想风气中，西方和日本的制度样本日益受到青睐，人们越来越接受政府有义务保护公众健康的观念。1910—1911年满洲暴发肺鼠疫时，中国一些城市的新式警察开始将这一观念付诸实施。
沈阳鼠疫事件和第五章所探讨的香港与广州的情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1894年，广州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介入鼠疫救助，而在1911年，中国国家官僚精英中的关键人物认可了检疫与对鼠疫病人的隔离，沈阳的商人精英则对政府的这些政策表现出了有保留的顺应。虽然沈阳商务总会的成员承认平息鼠疫的必要性，他们为商人设立鼠疫医院之举却令人想起广州善堂和香港东华医院开办的收容所。1894年，中国的市民行动主义者试图削弱殖民医学的影响，而1911年沈阳的精英试图把清政府强制性的警察行动的压力减少到最低限度。
国家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干预不可否认有利于社会整体，警察作为主要的公共卫生人员依然是对付致命的传染性疾病的普遍而有效的方法。其实，沈阳商务总会成立的医院的悲剧性结果暗示了不干预的后果。当认识到由国家主持的公共卫生通常是一件有益的、必要的事情时，就应该承认这样的政策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人们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应对鼠疫威胁的由警察指导的公共卫生机构的发展，可以看作是20世纪早期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元素。
辛亥革命以及随后中央政权的控制土崩瓦解之后，国家医学改革中断了，公共卫生的创始活动转移到了区域性组织，如北满防疫处，真正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要等到20世纪后期政治比较稳定、新的国家组织发展之后才出现。虽然如此，中国国家建设者的抱负在新政时期变明确了：医疗救助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市民行动主义逐渐为不断扩展的国家所抑制。
上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第六章，正文与注释有删节。
原文作者丨（美）班凯乐
摘编丨李永博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