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乔治·斯坦纳生前撰文：理解我们文化之中的荒芜
2月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逝世。1967年，他在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中发问，伟大的艺术是否有可能与野蛮和邪恶并行？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艺术最理想的催生环境难道是极权社会？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由世纪文景授权刊发。1967年，斯坦纳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斯坦纳在这本书里思考大屠杀与艺术、语言等的关系，还试图从神学的角度给出更具雄心的回应。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认为这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并试图撕破它。
撰文|乔治·斯坦纳
我无法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安慰：大屠杀只是德国现象，或者说，只是某个极权独裁者引发的不幸。盖世太保退出巴黎仅十年，伏尔泰的同胞就在同样的监狱中蹂躏阿尔及利亚人和持有异议的法国人。古典人文主义的大厦，激活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之梦，几乎已经崩溃。对于文化进步的观念，天赋理性的观念——自古希腊就存在，在马克思的乌托邦式历史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权主义（两者都是希一罗文明的新近先驱）中仍然非常有效——人们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强调。科技时代的人类，成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灵，其活动范围正可怕地逼近毁灭之境。
在思考文学、教育和语言的时候，如果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挑战我们对这些活动的观念，那么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不切实际。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更别说“教”他们）的时候，似乎这些文本、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文本，完全与新近的历史无关，这样的阅读虽然巧妙，但无知得有害。这并非意味着对“现实关联性”任意或新闻报道式的测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
《语言与沉默》
作者：[美]乔治·斯坦纳
译者：李小均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本书不少篇幅都试图圆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就方法论和范围而言，我追求的目标与文学批评不同。我完全清楚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们暗示出要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更深地理解我们文化中作为特殊遗产的荒芜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暗中削弱的东西、那些或许能够恢复对现代社会进行洞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那样一门语言哲学。按照莱布尼茨和赫尔德的理解，语言哲学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但是语言哲学将必然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语言哲学将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将哲学视为最为审慎：情况下的语言，拒绝想当然。语言哲学还要寻求人类学的帮助，证实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结构的证据（我们明显以为我们是特殊的中心，我们该如何从这幻象中“退回”？）。语言哲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假定既有兴趣，也会警惕。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人才现在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这早已为诗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jalcobson)认为，“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简单点说，即语法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即诗歌的语法）中的诗学资源，不大为批评家所知，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撰文|乔治·斯坦纳
编辑|董牧孜，宫照华，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