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疫时评|升级防疫措施不能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文/梁嘉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肆虐，防疫体系已经开足马力。自从党中央1月25日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分别成立了对应的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该地区、该部门的党政一把手亲自担任负责人。在动员机制下，行政管理机器高效运转。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级行政区（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相较于疫情爆发初期，疫情原发地武汉处理不力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在中央发出最高级别动员令之后，全国各地的响应效率和力度值得肯定。
当前，各地区防疫体系似乎也出现了一种你追我赶现象。1月27日，在国务院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2日的基础上，作为务工求学人员输入地的重点省市，上海市、浙江省先后加码防疫举措。上海市政府率先宣布将本地各类企业复工时间延后至2月9日，将本地各类学校复学延后至2月17日，浙江网民们纷纷“隔空喊话”省政府，一天之内浙江也宣布了对等政策。这两天，网络舆论还出现一波阅读量100万以上的自媒体文章，每篇文章都在“晒”自己所在的省份防疫体系如何远超其他省份，比如各地宣布启动一级响应的先来后到，甚至连省领导有没有医学背景、有没有突发事件应对经验，都被闷在家里的网民们一股脑搜出来了。面对高传染性且无特效药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国防疫体系已经将功率开到最大，形成了自上而下传导、层层加码举措的政策效应。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已经将“防疫竞赛”蜕变成一哄而上的“军备竞赛”。比如：国家卫健委提出“入网入格入家庭”筑牢社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有的地方政府随意升级防疫操作，默许或鼓励村委会挖路“封村”、贴标语“封户”，引发对武汉归乡人群的歧视和攻击；有的县政府印发红头文件禁止湖北、广东、浙江、重庆等省份车辆入境，激起了不同省份之间的官民对立。再比如：有的省份主要负责人提出“采取最果断的行动，推动最周密的保护”，到了基层就变味道了，一名武汉务工者回乡后，14天被村委会要求做了三次CT，这已经完全违背国家卫健委印发的诊疗方案，而且过度医疗行为侵占了原本紧缺的医疗资源。
个别地方出现的这种现象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唯GDP”时代出现的经济竞赛。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3年来成就的经济奇迹时，经济学家将一部分功劳归于各地区政府之间争夺冠军头衔的“锦标主义”。通过在国民教育、产业环境、招商政策等方面持续开展竞争，一小部分省市脱颖而出成为经济中心，甚至率先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当然，“锦标主义”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比如：经济至上主义牺牲了生态环境与劳工权益，地方保护主义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各种“钻空子”行为导致区域间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不公平。时至今日，我们需要坚持“健康至上，防疫第一”的同时，防范遏制防疫“锦标主义”带来新的问题。
当前，“科学防疫”是对行政动员副作用的最好抑制剂。自2003年抗击“非典”（SARS）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急预案制定有标准，应急管理措施有清单，应急诊疗措施有指引。有了这个卫生应急的“工具箱”，各地防疫指挥部要做的不再是随意决策、任性决策，而是在既有的决策框架下，提高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面对极其复杂、严峻且动态变化的疫情，各地区尤其是基层官员不能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更不能抱着“越狠越正确”的心态做防疫。虽然各地在防疫动员讲话时擅长使用绝对化表态鼓励官民士气、强调令行禁止，但最终落实在日常工作中，还要靠精细化管理的“绣花功夫”，只有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才能为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定制一套最符合自己的防疫解决方案。
“科学防疫”还需要中上层执政者保持战略定力。省级、市级政府作为本省、本市防疫工作的责任主体，在落实属地责任的同时，也要为基层治理设置一定程度的容错纠错机制。本轮疫情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很多次第一：第一次为防疫而“封城”，第一次春节假期延长，第一次移动互联网普及时代的防疫动员……面对没有先例可循的防疫局势，只要有关法律法规、政治指令没有明令禁止，各地区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在防疫过程中就算出现一些不成熟、不周到表现，甚至因此引发负面网络舆论，也不能直接被视为“官场污点”甚至被处以党纪政纪问责。否则，过于严厉的问责机制只会打击地方防疫积极性，进一步助长“越狠越正确”的防疫“军备竞赛”苗头，出现不必要地牺牲公众知情权、迁徙权、名誉权、监督权的情形。相反，中上层执政者要鼓励各地区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每个乡镇都可以根据当地的方言、民俗，设置百花齐放的健康教育“村口小喇叭”风格，可能话喊得有些糙，也不一定每句话都“政治正确”，只要安全管用就好。
（作者为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