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防控新型肺炎蔓延，以大数据应对大规模春运人口流动
文|马亮
武汉同济医护人员穿防护服接诊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整体隔离（来自：我们视频截图）
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经查患者同当地一处海鲜市场交易的野生动物有关，并存在动物传染人的现象。2020年1月12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病例41例，并有1例患者死亡。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该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
01来自“非典”的教训
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就是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因此新型冠状病毒一经确认就受到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关注。此后武汉确诊病例连续多日大幅增加至198人，并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患病。与此同时，广东、北京、上海、泰国、韩国等地确诊的患者，均有武汉旅行史或密切接触史。
“非典”的惨痛教训就在于疾控处置不当和政府部门瞒报，导致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大量无辜人员患病，并且贻误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期。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这个病毒在人群传播和适应能力以及发病情况和致病能力都跟早期的SARS发展曲线高度相似。”他希望防控情况和作风能接受SARS的恶劣教训，避免对社会乃至全球引发负面影响。
北大免疫学教授王月丹：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毒有相似性（来自：我们视频截图）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采访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一方面是检测技术得到优化，另一方面是存在“人传人”，这使武汉等地大幅新增病例。但是，他也指出该病毒的感染仍处于刚刚开始的爬坡期，传染性和毒力都不及SARS，未来走势仍然有待观察。由此可见，要高度重视和严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在其尚未发力前遏制住其传染势头。
与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虽然同属冠状病毒导致的传染病，但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局面出现了许多显著不同。这些差别既对疫情防范提出了挑战，也意味着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这场应急管理仗。
02信息透明才可化解疫情威胁
首先，经历了“非典”的“洗礼”，中国的疫情防控、应急管理、政府问责、社会认知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善，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2003年“非典”时期，政府部门面对突发未知疫情采取了错误的信息封锁和管控模式，而官员的避责思想进一步使疫情防控危机重重。“非典”之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及时建立健全，并经受住了多次严峻考验。
比如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时，政府部门采取信息透明和开放态度，尊重疾控机构和专家的专业判断，高效化解了疫情的威胁。与此同时，2018年机构改革新设立了应急管理部，综合统筹了应急管理的多方职能，为危机响应、应对和处置的跨部门协同提供了组织保障。
图片来源：微博热搜截图
其次，各类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为信息传播和沟通提供了利器，但是也为谣言四起和社会恐慌埋下了隐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更加畅通，有利于快速普及防护知识和化解公众疑虑，使人们能够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并正确地采取必要防护措施。但是，社交媒体也使谣言更容易大面积快速扩散，并可能诱发社会恐慌。
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善用社交媒体，使其成为应急管理的利器，而不是谣言恐慌的帮凶。一方面，政府部门要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及时权威发声，增强全社会的信心并获得广泛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和网络谣言监测，做到早发现和早处置，避免谣言四起诱发的次生危机。
03大数据监测防止病毒扩散
再次，此次疫情发生恰逢春运期间，而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将使疫情防控挑战重重。加之冬季空气干燥，室内人员密集聚集，会助长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因此，春运期间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可能使疫情从武汉向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扩散。特别是在人员密集的机场、车站和旅游景点，极易发生大面积的病毒传染，使疫情防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与“非典”时期不同的是，铁路实名制、高速公路ETC等都普遍实现了身份核验，而据此形成的大数据为精准识别可疑病例并及时预警响应提供了技术保障。与此同时，全社会对流行疾病的认知都有了全方位提升，人们普遍主动采取个人防护措施，能够有效避免非理性和无知行为可能诱发的扩散风险。
04社会体制控制疫情蔓延
最后，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初步成效，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国家依法将该病毒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管理，各地各部门也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形成了党的全面统一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上下联动、跨地区联防联控和跨部门协同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国政府也及时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沟通，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国际合作防控机制。
由此可见，新型冠状病毒固然来势汹汹，但是上述组织保障、技术保障、体制保障和社会保障使其不应也很难重蹈“非典”防控的覆辙。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掉以轻心，否则就会从自信滑向自负并酿成大祸。我们期待上述制度优势能够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为人民的美好生活筑起一道牢不可摧的防火墙。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