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淡豹：常识来自于城市，来自于生活的延续性
什么是常识？我们如何从新闻报道与日常生活中捕捉常识的变化与冲突？常识又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淡豹认为，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正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并引发了医疗风险、社会风险、可支配收入比等一系列实体变化。
撰文丨聂丽平
一则关于2006年凶杀案的报道，能够给写作者什么启迪？从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中可以捕捉到关于常识的什么冲突？究竟常识是什么？常识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
2020年1月11日，世纪文景“艺文季”邀请淡豹进行演讲，她是《Vista看天下》、Elle Men杂志专栏作家，也是世纪文景2020年的新书作者，正在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她以人类学和写作者的视角，从媒体、电商平台、网络了解“常识”的变化与关于常识的冲突，而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则与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有关。她认为，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正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而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些实体的变化。
从网络和新闻报道中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
淡豹谈到，她会通过看媒体报道、淘宝的用户评价、微博等方式了解常识，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比如说，2006年《新京报》报道过一起贵州的凶杀案，这起案件发生在一栋单元宿舍楼，记者采访楼下的邻居后发现，邻居当时听到楼上有小孩的哭声和“咚咚”跺楼板的声音，以为这是楼上的人家在打孩子。这个细节给淡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细节说明：当地人非常熟悉打孩子的这种声音，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邻居觉得不需要干涉，也说明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这是别人家的事，这种冲突、争斗完全属于家事。
通过这个细节，淡豹观察到了两种常识或者说文化共识。作为写作者，她通过从别人生活的细节之中想象和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淡豹认为，这样的细节是不分人口的常识，它对一个地方、一个文化、一类人群是特殊的，但是它能够展现出整体性——这是对方的一整个生活世界，也是我们理解他人、与他人共情的基础。
作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35岁女性，按照中国的文化常识，淡豹背负着很多的家庭责任，她需要经常以电话、微信、物质、仪式性的问候等形式来表达对家人的关心，包括负责家人生活用品的采购，这是特定文化的代际性、性别性的家庭劳动分工。
在一次年货采购中，她发现淘宝用户对一款德国牛奶的质量有所怀疑，因为这款牛奶的包装设计特殊，一拧开就自动破了。对于德国的生产方而言，这种包装设计可能已经是一个常识，但它并非全世界所有人的常识。通过浏览用户的评价，淡豹捕捉到了关于这款牛奶的两种常识冲突：关于牛奶包装的常识和关于牛奶生产者、销售者、运输方造假以及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细节，淡豹可以想象出很多的人物关系情境，比如说，在1998年，这款牛奶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进口商向德国生产商说明这种包装不一定适合在中国销售；比如镇上开超市的赵老板因为这款牛奶和顾客产生了纠纷，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比如一位父亲可能认为儿子用已经打开过的旧牛奶糊弄自己，而儿子则想办法证明自己，由此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淡豹认为，许多的常识、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是可以通过网络、通过阅读新闻报道了解到的，她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了解在其他人的生活里，什么是常识，常识是怎样冲突的。因为常识并非统一的，也不是固化的，我们需要了解常识的冲突、变化以及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也有助于写小说时塑造冲突，塑造生活场景和群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塑造新场景。
我真正关心的是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
而到底什么是常识呢？淡豹引用《作为文化体系的常识》称，常识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相互关联，结构松散，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它来自于现实，也能形塑现实；它会随着时间不断更新，接受评估；它会不断由一系列的关系重组，而且它在变迁中能够反映新的时代价值；常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是一整套的标准。它往往很简单，里面有一系列彼此不一定直接相关的观点；它是结构松散的，但它被认为是真理；它来自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但它被不断地重塑。
比如，中国人认为人会上火，而很多人的常识就是上火之后应该多喝热水，或者多喝菊花和蒲公英水。而新的常识是不存在上火，健身有益，所以年轻人可能会对父母说要多吃蛋白质，不要吃太多碳水，老年人要饮食清淡。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医，也成为替代疗法的一部分，休养生息的观念可能帮助北美中产阶级反思他们的健身文化。
淡豹正在写的一部小说集主题是家庭、两性之间的冲突，她感受到，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也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借用窦唯的一句歌词就是孩子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而父母则是“无可奈何的爸爸”和“可爱可怜的妈妈”。但现代的很多女性不愿意再当劳累、辛苦、委屈、奉献牺牲的母亲，她们更希望成为自我的主体，因此不愿意进入传统的家庭模式。
周迅广告片《女儿》截图。
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些实体的变化，比如医疗风险的变化，社会风险的变化，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房产作为财产在中国居民财产总构成中间比例的变化。因此，父母在要求子女结婚时，并不是仅仅在说爱情或婚姻带来的幸福，而是要避免独自生活的高昂支出和未来的风险压力。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则想规避另一种风险，比如生育带来的身体创伤，生孩子带来的升迁困难，婚姻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幸。不同的女性的观念不同，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规避不同的风险，寻找不同的快乐。
淡豹认为，常识会界定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而大家对于什么是问题，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的界定是不同的。格尔茨说，常识来自于这个城市，也就是说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延续性本身。对于常识，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她想写一系列跟家庭有关的小说，比如北京的一个女摄影师为什么跟男朋友分手。这些小说中隐含着一条主线，即不同的代际、不同的人群的家庭观念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带来的冲突。“这些也许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
作者丨聂丽平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