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沈芸：怀念我的祖父夏衍和“二流堂”的往日风流
近日，沈芸凭借怀念祖父夏衍大杂院生活的《南竹竿胡同113号》获得“琦君散文奖”。在《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中，她以小女孩的视角，回忆了夏衍生活的大量细节，塑造了一位有原则、有才华、有个性的老艺术家，并生动描述了“二流堂的艺术”。
作者丨沈芸
食客们的“二流堂”
“二流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只从自己知道的时期写起，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老北京都懂，四九城的城区划分有“东富西贵”之说，而熟悉东城的人肯定知道东西向的朝内大街，那条街上有著名的朝内菜市场、老外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南小街是一条离“人文社”最近的南北向的街，叫是叫“小街”，其实这条街并不“小”，24路公共汽车穿行在这条街上，直达北京火车站。
我爷爷和他的“二流堂”朋友们几乎都住在这一片儿，我们家住南竹竿胡同113号
（也曾经叫“八大人胡同27号”）
《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沈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版。
一九七五年以后，爷爷从监狱里出来，“文革”进入了后期，政治气氛略微松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伺机活动起来，但毕竟只能是半地下。不能不说“牛鬼蛇神”们的能量就是大，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也不会亏待自己的嘴。
某日，快傍晚了，大人们忽然忙碌了起来，翻出呢子的衣服，现在熨衣板上烫，说是要出去吃饭，我也被带上一起去出客。那一次是在马彦祥、童葆苓家，一桌子挤满了“二流堂”及准“二流堂”的男男女女，大家挤在一起很局促。我被夹在他们中间，好像是紧挨着马彦祥。那一桌子菜，我只记住了白汁蹄髈，炖得好酥烂，香气直往鼻孔里钻，肥嘟嘟、滑糯糯。我那时小，筷子还用不好，夹不住。旁边的大人给我夹了一块连皮带肉的蹄髈，我用调羹在碗里划着吃完，浓浓的白汁糊满了我的小嘴巴。
这仿佛是我人生的第一只蹄髈，从此，我对爷爷“死党”们的记忆多半都与吃紧密相关了。
春暖花开时节，蛰伏在地下许久的“二流堂”聚会变得常态化、公开化。唐瑜在《二流堂纪事》里写道：人们又在春天里飘飘然了！在王府井北梅竹胡同他的家，黄宗江建议设“北梅竹饭庄”，一听到开饭馆，大家都来了兴趣，有人提议请黄永玉的太太梅溪阿姨主厨，黄宗江出国时“又搜集了一堆菜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鲜；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忽然有人传来两句话，夏公说：‘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这话我想了几天，最后决定取消，因为我当时考虑老头的想法绝不只是吃光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二流堂”的几位朋友在夏衍家中相聚。左起：吴祖光、黄苗子、唐瑜、叶浅予、丁聪、郁风。
“二流堂”大都是以江浙、广东为主的南方人，移居北京后，他们的南腔并没有变成北调。饮食上，要想在北方保持南方的口味，与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想要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几十年的运动中，身份、地位、财富、职务、住房等身外之物都已今非昔比，但是骨子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质却顽强地保持着原汁原味。
写“二流堂”，如果不写到吃货，就没有真正搞懂他们这群人。至少，我认识“二流堂”是从吃开始的——这群有个性要求的人的聚会，最合适的选择一定是私家菜。
吕恩的儿子Jimmy小时候没少到芳嘉园去蹭饭，他用文字详细描述过王世襄亲传的吃螃蟹经，王世襄不是正宗的“二流堂”，属于外围，很少参加“二流堂”的活动。他是社会上公认的美食家，但在“二流堂”一个赛一个能干的太太们面前，他很乖，不多说话，太太们给什么吃什么，不挑剔也不炫技。我在我们家的聚会上见过他大吃“柳泉居”的豆沙包，可见是偏爱吃甜食的，当然那时候的“柳泉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泛滥，它的豆沙包和“丰泽园”的银丝卷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
王氏吃蟹经不是独创的，跟“二流堂”的吃法没有区别，可以称为“堂吃”。“堂”里面的人个个都是吃蟹的“老鬼”。
齐燕铭夫人冯慧德是位胖奶奶，我小时候喜欢靠在她身上看电视，吵着要坐软“沙发”。有一次她在我们家吃螃蟹，过后又上来一道汽锅鸡，冯奶奶吃了一口抿着嘴说：蟹吃得眉毛“鲜特勒”，吃什么也没有“米道”，鸡啊勿灵格。
现在大肆炒作的“秃黄油”在这帮老饕嘴里并不稀罕，张光宇的太太汤素贞是“二流堂”座上客，尤其是在我们家的聚会，她是必到的。张家的规矩大得很，每次总是由子女把她送来，然后就自动离去，从不留下来上席，她回去则由顺路的朋友送。大家对老太太的官称是“张家姆妈”。张家姆妈素净、典雅、清清静静，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她每次到了以后，先是去跟我爷爷寒暄问候，再跟朋友们打过招呼，然后就坐在一旁不言不语。张姨的热闹是一道风景，张家姆妈的安静也是一道风景。我听过她讲得最多的一次话是关于“炒蟹粉”，那可是她们苏州人的拿手菜，大概就是螃蟹上市的季节，大蟹超过三两以上当然要清蒸了吃，小的就用来拆蟹粉，用猪油炒，装罐后蜡封，跟各种食材搭配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如果只用膏黄不加蟹肉炒，不就是今天卖的奇贵无比的“秃黄油”？
“二流堂”的大规模聚会常在我们家，而经常性的小型聚会是在二里沟东口的胡考、张姨家，由于他们家的单元房地方有限，餐桌用两个折叠桌一拼，也能坐下十来个人。胡考热情、好客，喜欢人多热闹，更因为他得意自己的夫人是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美厨娘”。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上饭馆吃饭不是“二流堂”聚会的风格。
一九八六年秋，我们家搬到了西城区大六部口街14号。一座交通便利、宽大敞亮、景致优美的四合院，“二流堂”的聚会在这个院落里走向了最后的时光——一九九五年二月，爷爷走了。秋冬，张姨走了。在他们之前，胡考先走了一步——爷爷不在了，那座漂亮的院子暗淡了很多，可“二流堂”的聚会照旧在我们家举行着，我们家的蜜汁蹄髈和罗宋汤依然是桌上的主菜，但这已经像是大幕落下前的“尾声”了。
“二流堂”的阿姨们
有人说，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就足以把“二流堂”从重庆搬到北京，此言不虚。一九九五年，爷爷去世后，我们仍然住在六部口的老院里，“二流堂”的老堂主唐瑜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是“party控”，在爷爷留下的漂亮四合院的宽敞客厅里招待朋友们，唐老人开心极了、乐此不疲。他先是由爷爷的纪念日想出题目来，继而发展到每周都要搞一次聚会。
有老朋友的日子永远是热闹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唐瑜一家在加拿大，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二流堂”的聚会也没有停下来过，移师到胡考家举办，因为有他漂亮的夫人张敏玉做主厨。
“一流人物二流堂”的聚会，之所以能够“动京城”，因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一流人物。当然，有才子的地方，一定会有佳人，她们的欢声笑语更是不可少。郁风、沈峻、张家姆妈、高汾、张敏玉、吕恩、李德秀……都是聚会重要的成员和参与者。在这块大色版上，她们是最活泼、最跳跃的颜色，把整个底色都提亮了。
他们这群人里从来不缺“毒舌”，胡考可以算是一个。他老人家足不出户，甚至不出屋，在太太的精心呵护下，红光满面，气定神闲，每日坐在大画案前画画、写字、打通关。一般来说，吴祖光只要一开口，所有人都成了听众。可是，胡考要么不说，要说出来往往不仅是一针要见血，而且直接戳到了骨，所以，他们在一九五七年都成了“右派”。
胡考解释自己逛街的爱好：“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胡考的儿子回忆，五十年代初，他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这一评价，一下子让人联想到“文小姐武将军”，这不是白来的。
那时候，丁玲的生活很阔绰，她小声对胡考说：“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在当时的作家中，只有她和巴金不领工资，这在当时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她除了有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
（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
但是，无论怎样，丁玲给我这一代人留下的印象，仍是大难过后光彩凋零的老太太，她曾经的风采，我无从想象。而真正让我领略到她们那一代人审美品位的人，还是郁风。
郁风
郁风阿姨，她这个人啊，处处都透着美感。他们在兴华公寓的家，布置得趣味高雅，她做过中国美术馆展览部的主任，是最懂挂画的，挂高挂低，是一门大学问。她和苗子伯伯在家里挂的都是“作品”，有他们自己的，也有其他名家的，我最记得的是餐桌旁边那幅叶浅予早年间的画作，外面很少见到。
她的衣着打扮也是自己的作品，是生活的另一种语言。她是艺术家，不去追求奢侈的名牌，只讲究搭配和设计感。她是画家，对颜色敏感而有造诣，她特别会用绿色，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苹果绿朝阳格衬衫，随意配一件外搭，出席大场合最显俏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冬天大街上的人都是臃肿的“蓝蚂蚁”，郁风阿姨却从来不，她常穿一袭黑色羊绒长大衣，中式的立领和中式的大盘扣，却是西式的裁剪，很别致，是当年独一无二的设计。这件黑大衣把她的高个子衬得很有型，再配上她那一头特有的蓬松束发——记得那个冬天，当我看见郁风阿姨从北京一片灰秃秃的胡同里走进我们家的时候，眼前一亮：气派，太帅了！
光会搭配还远不是着装的关键。苗子伯伯曾不止一次得意地对我说：“你郁风阿姨是服装设计师，她曾经被邓颖超找去，为妇联设计过出访的旗袍。”
爷爷的四合院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中午，我的爷爷夏衍，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八年零七个月之后，由“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拄着双拐，从秦城监狱回到了东城区南小街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中。
南竹竿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南小街路东，113号在这条东西走向胡同的西口，与礼士胡同相对。南小街是24路公共汽车必经之路，由于街面狭窄，交通时常拥挤、混乱，而处于其中的113号关起门来却是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据爷爷讲，在一九五五年他由上海到北京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后，曾经看上过一座带小花园的院子，准备自己用稿费买下居住，后来组织分配住房，挑中了这里，才迁入落户。这是京城普通、常见的一进三开间小院，里外院中间有一隔墙，大门开在南面朝北的东侧，除了没有东西南北四个角的小跨院外，还是样式简朴、结构完整、标准的北京四合院。正是在这儿，主人开始了他在新中国后起伏跌宕的命运。
我对南竹竿113号的完整印象是自一九七五年以后开始的。我被接回北京和爷爷被放出来的时间大概差不多，这个时候，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迁入了七户人家，加上我们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我家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间客厅和两间东西房，再加一间紧东头的厨房厕所，这几间房在我的印象里始终是黑乎乎的感觉。
出狱回家的最初两年，是爷爷赋闲在家、闭门读书的日子，过的是再平常不过的百姓生活，家里既没有高朋满座，也不需出外应酬。到现在，南小街的老邻居还会说起爱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爷爷和我们家那两只肥硕的大黄猫。我记得，爷爷曾经在北房外台阶两旁、水泥砌的花坛里种过花生和蚕豆，结出来的果实又小又扁，但是我们还是吃到了嘴里；那个年代，南方的蔬菜很难见到，一次有人带来了冬笋，爷爷主动提出要下厨去炒一个冬笋肉丝，虽然不过是用铲子最后在锅里翻几下而已，然而他当时的兴致足以令那间简陋的厨房“蓬荜生辉”了。
在饮食上爷爷的口味一直保持南方习惯，记得有一年春节年初一，按北京的风俗，全家包起了五彩饺子，爷爷则另吃馄饨，还边吃边“讽刺”：“刚到第二代就北方化了。”那时的冬天，家里没有洗澡的条件，爷爷便由爸爸和小鲁叔叔
（齐燕铭之子）
夏衍在南竹竿胡同113号旧居。
爷爷还教辍学在家的我一些小学语文课文，和学校不同的是他从后面往前教，书越念越简单，字越写越容易，不过这种教学方法很快就被“纠正”了。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从来也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受一位文化大家的言传身教，反而觉得做爷爷的小学生很轻松。爷爷那时还有一项任务是负责做每日的猫饭，用玉米面和鱼混在一起烧成的糊糊。他在炉子上烧，我在旁边看，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爷爷曾不无“担忧”地说，我们家养猫、爱猫的传统不要在第三代失传了。“博博”死后，家里又来了两只小黄猫，长毛的叫“松松”，短毛的却起了名叫“老鼠”，这是“文革”后的第一代黄猫，爷爷说，他喜欢的猫颜色顺序是：黄、黑、花、白。随着形势的“开禁”，陆陆续续“解放”出来的许多画家，无论以画什么见长，却都纷纷为爷爷画了猫，这些画挂满了爷爷靠床的那面墙，古人说，不可居无竹、食无肉，对爷爷而言，则不可一日无猫。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暖，我们的院子，更准确地说是我家的客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冷清，逐渐地热闹了起来。爷爷的老朋友们接踵而来，如李一氓夫妇，廖承志、经普椿夫妇带着女儿笃笃，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儿子绍武、儿媳屠珍和他们的女儿美美和红红，廖沫沙和夫人陈海云、女儿陈小云，黄永玉、梅溪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黑蛮、黑妮，住在隔壁竹竿胡同的胡考、张敏玉夫妇，向北隔几条胡同芳家园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黄苗子、郁风夫妻，张光宇夫人张家姆妈，王世襄先生，还有住在王府井北梅竹胡同的唐瑜先生，吴祖光一家等“二流堂”朋友就更是常来常往。
再以后，爷爷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尤其是再次主管电影以后，家里开始出现了成摞的剧本，找作者谈话，听录音磁带……于是我们家住房的紧张就更突出了，搬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考虑到迁走其他七户的客观困难，和隔壁111号“金星钢笔厂”时常飘过来难闻的赛璐珞化学气味，遂决定另觅新址。这次，爷爷仍然选的是四合院而没有去挑单元楼房，我想，除了他想在历尽坎坷后的晚年让全家住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理由：可以养猫。
如此，我们全家便于一九七九年秋冬搬离了南竹竿胡同，过了没多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搬了进去。虽然时至今日，它还侥幸没被北京市轰轰烈烈的城建改造拆毁，甚至在墙头的一角还残留着一小块铁丝网的遗迹，但是，大杂院的现实却永远难以改变了。
作者丨沈芸
摘编丨彭镜陶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