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为啥需要更多“华为式企业”？市政协委员这样说
摘要：当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甚至更多华为式企业不断涌现，技术转移蓬勃发展的局面就会来临，转化将不是我们永远的难。
为一名老委员，粟莹已经不记得今年是她第几次聚焦科技成果转化议题了。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密切跟踪，或许与她的本职工作有关。粟莹任副院长的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2009年成立时起，就提出要推动技术集成创新，并有效推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高校教师做科研在行，做转化可能不一定有优势。”对于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之难，粟莹有很多话要说。
好消息是，在她履职的这几年，旨在助力“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法律法规密集出台。201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2016年1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2017年9月，国务院出台《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具体到上海，2017年6月，《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实施。而在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代会也将审议《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补位，政策红利得到显著释放。粟莹介绍，根据去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 2017年，2766家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合同项数增长迅速。科技创富效应也进一步显现——2017年，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超4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股权奖励为25亿元，同比增长近1倍。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6.2万人次，人均奖励金额7.6万元，同比增长近24%。
“不过，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总体状况并不理想，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获得鉴定后就被束之高阁。”粟莹指出。经过调研，她还发现，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完善，部分科研人员担心，科技成果转让获得收入后，可能触犯法律法规。
“多年来，高校与科研院所总是和市场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科研成果的处置和对外投资，可以按照国有资产的管理政策，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粟莹早在2016年就建议，有关部门需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切实保障成果转化“有法可依”。
粟莹认为，由于定价机制不符合市场规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技术持股障碍及离岗创业制度，影响了科技人员创业的积极性。她举例表示，某高校的成果转化为企业，成果负责人为了实现学校的持股，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多次跑相关部门，均未解决学校持股的问题，最后只能提交校常委会讨论。由于目前国有高校持股没有相关的政策，学校也没有处置过专利持股的相关事宜，最后学校只能采取让企业出资买下学校的专利，但对于学校和发明人来说，知识产权对应的股份的增值和后期大量的成长收益及无形资产却损失了。
粟莹还发现，关于作价投资过程中的税收征缴分摊年限过少，不利于技术持股通道公司成长的问题。根据2014年《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就意味可能出现未产生效益却要交税情况，显然不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规律。
粟莹建议，作为创新主体之一的企业，也要发挥作用，要让企业充分认识到科技对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并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增加对技术研发经费的投入。“让企业提得出真需求、让高校做得好真成果、让融资起得了真作用、让社会看得见真需要。当高校回归其教学科研应有职能和社会责任，当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甚至更多华为式企业不断涌现，技术转移蓬勃发展的局面就会来临，转化将不是我们永远的难。”粟莹对此充满信心。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曹飞
题图来源：解放日报资料图
图片编辑：邵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