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
本期要推荐的是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这是刀尔登在《中国好人》这本历史随笔集里的点睛之笔。
刀尔登何许人也？我试着在网上搜了一下：“海内中文论坛才气第一”、“1977年后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优秀的三个学生之一”、“当代大隐”、“古代竹林七贤之刘伶”、“中国杂文，鲁迅、王小波之后，幸好还有刀尔登”。夸人夸成这样的，无外乎有两种情形，一是利益攸关方，比如出版社，招揽读者的幌子，与广告无异，总会夸张一些；二是，粉丝的崇拜，自己喜欢的代表了自己的品味，夸人等于夸自己。刀尔登本人也颇多无奈，说自己读了这些评价都脸红。刀尔登的那些盛名，还是有迹可循的，比如他半隐居在石家庄，比如他每篇文章不长，字字珠玑，但一气呵成并无刻意雕琢之感。撇开那些模糊以及简单类比式的标签，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观感，他的文字算得上一流；再加上他胸无大志的气质，也让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心有戚戚。
“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这是刀尔登在《中国好人》这本历史随笔集里的点睛之笔。这句话有其具体的语境，在以泛道德治国的古代历史，刀尔登提出了自己衡量那些历史上已经有定论了的中国好人以及坏人。这把尺子，并没有刻度，稍显随意大胆，但足以穿透历史一脉，打量出历史人物的不同面向。
试举书中写到的两位历史人物，严嵩、阮大铖。
《中国好人》，作者：刀尔登，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先说严嵩，在戏曲《打严嵩》里，严是“谋朝篡位”、“卖国奸贼”这样十恶不赦的形象。严嵩谈不上有多好，俗语说无风不起浪，但确实也谈不上有多坏，要知道他所侍奉的君主是嘉靖，“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能够把持朝政二十年，秘诀是“小心敬慎，柔媚奉承”，所以，严嵩很是惧怕嘉靖，谋朝谈不上，卖国更是无稽之谈。
其实严嵩活着的时候，名声还没有那么坏，他是怎么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刀尔登说其实这是因为一种观念和两个人，一种观念是泛德论，认为道德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主要矛盾，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作祟，“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抓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嘉靖后期政治失败，就把严嵩作为替罪羊。两个人是徐阶和王世贞。徐阶是严嵩政敌，主修世宗实录，多有篡改；王世贞的父亲被嘉靖处死，不敢恨皇帝，迁怒于严嵩，王世贞写的《明史·严嵩传》，各种诋毁。至此，严嵩的形象就已经被严重歪曲了，舆论的操纵，不从此始，也不从此终，道理大于真实，我们所见太多了。
再说阮大铖，他本来是明末东林党一员，但却入了《明史》的奸臣传，这其中的曲折，刀尔登用了一个题目叫“制造小人”。在刀尔登看来，阮大铖成为舆论公敌，一半是他自己的原因，热衷权势，行径自然卑污；另一半是他的对手也就是东林党诸公，左右着舆论。与东林党交恶，起因是一个官位的争夺，阮大铖是个官迷，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阮来京递补吏科都给事中。但东林党另外两位领袖更中意魏大中，等到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东林党主事的人觉得哄骗下也无所谓，就建议他暂补工科。阮大铖知道实情后，暗中结交了魏忠贤的外甥，最终得到了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这之后还发生了别的事情，从此阮大铖就被视为叛徒。
刀尔登说，“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阮与东林交恶，等到东林党东山再起，仕途断绝，一直想修复和东林党的关系，但东林不给他机会，争相痛打落水狗，以博高名。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将阮逼得太急，好人做不成，干脆就彻底做坏人，最后，阮降了清，值得玩味的是，他入的奸臣传正是清朝主修。
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一书，皆是在历史的缝隙中，洒扫出一条短促的路径，以供读者，另眼探寻，书中常有如，“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这样精妙的论断，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但似乎并没有建立一整套体系，我所说他胸无大志即在于此。也正因为此，他的历史散文才有这般洒脱与自由。
作者丨高贵宾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