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日期:12-20
全球化千年帝国史

原标题:​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事实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

最近一段时间,“帝国”从故纸堆中走了出来,再次成为历史学界研究的焦点。帝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一般而言,狭义的帝国形容的是国力强大的君主制政体国家,而广义的帝国范围要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都可以被称为帝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已经消失或存续至今的诸多帝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更是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帝国概念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先锋史学流派研究“全球史”的转向,很多历史学家逐渐打破过去一时一地的研究方法,跳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单位的思考惯性,尝试从更宏观的时空纵深去理解历史的全貌,这么研究的目的不难理解,就是为了呼应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今天的欧盟、非盟、东盟,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联盟、互惠贸易联合等,在形式上总能找到过去的“现代帝国”影子。比如,欧盟的架构和缺陷,与哈布斯堡王朝就相当接近。历史进程尤其是悲剧性的历史,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呈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当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

(比想象的要晚得多)

又是什么造成了看似牢不可破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了崩溃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千年帝国史》中描绘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帝国全景图,他从罗马帝国切入,剖析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等。库马尔表示,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他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帝国的统治者和民众,他们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正当性,他们如何认识自我,以及帝国统治者在建立普世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如何留下了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的多元化的政治遗产。

​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千年帝国史》,[美]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以下内容节选自克里尚·库马尔所著的《千年帝国史》第一章“帝国的理念”中的“重新发现帝国”一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克里尚·库马尔

整合丨何安安

最近几十年来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

对帝国的反感与漠视是两种情绪,而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霍布森和列宁都痛恨帝国,却同样认为研究和反思帝国的历史是当务之急。约瑟夫·熊彼特亦是如此,他坚信帝国是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返祖现象,因此花费不少精力在帝国研究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鼓吹对外扩张的政权纷纷上台,企图建立新的帝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弗朗茨·诺伊曼,更不必说革命家,一再主张对新的帝国主义的源头进行研究分析。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界,二战后,帝国的热潮渐退。政治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包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新的国家由此诞生。这些新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基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建立。因此,理解民族主义,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得十分重要。帝国属于过去,而未来是民族的,1960—1980年,共有50个左右的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的奥查科夫之战。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矛头直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冷战政治。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辩论。帝国主义被当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且后者全球化程度更深。因此人们对帝国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所谓的“依赖理论”与“非正式帝国理论”。

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最近几十年来,无视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改观。帝国研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大批分量极重的著作、研讨会以及大众媒体宣传都说明了这一点。从学术的角度看,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迈克尔·多伊尔的《帝国》

(1986)

(1988)

怀有相似目的的还有尼尔·弗格森的《帝国》

(2004)

(“英式全球化”)

(2000)

(2001)

(2001)

(2010)

​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世界帝国两千年:一部关于权力政治的全球史》,珍·波本克(Jane Burbank)、弗雷德里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著,冯奕达译,八旗文化2015年10月版。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今天,即使有帝国出现,也没人敢为其辩护。即使存在所谓“美利坚帝国”的说法,也只流行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反对者之间,当然更不可能有人鼓吹所谓的美利坚帝国主义。

但是,如果帝国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也很难想象有人或国家试图尝试建立帝国,而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关于帝国的专著和研讨会亦如雨后春笋?帝国研究热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奥斯曼帝国,后宫中的妃子在喝咖啡。

这背后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当属“全球化”。帝国,至少作为反思的对象,已经重新回到讨论的中心,因为维持帝国运转的许多要素正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我们是否期待“多元文化主义”,让一个国家中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能和谐共处?帝国从定义上就包含了多元文化。

我们是否正面临全球人口流动,各地出现大量由少数族裔组成的所谓“离散”群体?人口迁徙就是帝国建立的原因之一,而帝国的存在反过来又造成了大规模人口迁徙。民族国家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不时爆发的危机,是否为金融、工业、人口和思想的跨民族活动的结果?帝国不仅是“多民族的”,而且是“超越民族的”。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

总之,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

帝国研究的热情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吗?

有人认为,欧盟可以算作今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说法的背后,正如人们出于怀旧情绪,称赞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可以为今天的多元社会所借鉴,或19世纪英国强权统治下的承平岁月让人觉得安稳。但今天的人们其实无法理解帝国的很多做法。史蒂芬·霍威并不拥护帝国,然而他认为“至少部分现代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有很多被人遗忘的可贵品质。帝国为臣民提供了稳定、安全和法律保障。帝国试图约束或超越潜在的蛮族部落,以及内部的宗教冲突。统治阶层中的贵族,比起后来更加民主的体制中的领导者,更信奉自由、人性和普世的价值观”。

​在全球化时代重归研究视野:帝国研究为什么忽然盛行?

1683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疆域。

长期以来,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这确实是帝国热潮最为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直接的动机。1991年,苏联解体。学者提出的疑问是,苏联的历史进程、发展乃至最后的覆灭,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内陆帝国,比如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是否存在可比性?苏联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此前沙俄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若得到承认,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心帝国的专家学者将展开崭新的比较史学的研究。

“美利坚帝国”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卓有成效的讨论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将美国定义为帝国的论述已颇具影响。这包括将美国本土视作帝国,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相信的这个全新的共和国“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直奉行帝国政策。今天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争论集中在美国对世界抱有何种企图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但这已引发人们关于帝国的本质,以及帝国自我定位的追问。无论对这个称呼是否满意,几乎所有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都会以其他帝国的命运作为开场白;而几乎所有关于帝国的研讨会,也都以“美利坚帝国”的话题作为结束,不过有关研究者对此依然心存疑惑。

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研究的热情直接来自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此说法似乎过于狭隘,并未顾及背后更多的动因。事实上,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本身就是更宏观层面的某些变化所致。即使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以“全球化”部分地掩饰“美国化”)

(包括苏联)

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对帝国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帝国绝不只停留在历史书上。帝国对今天的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但帝国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历史上看,欧洲帝国的终结离现在并不远。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宏大的内陆帝国均在一战后土崩瓦解;法兰西帝国、荷兰帝国、比利时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这些海洋帝国的解体速度尽管较慢,但也在二战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相继消亡。无论哪一类,相比动辄上千年的古老帝国,我们所能见证的时间都不过百年。那么自然,帝国一定会有“投胎转世”的现象,而殖民地社会将继承帝国的遗产。

这是关于大部分非欧洲地区的前殖民地,包括部分学者提出的近“殖民地”,比如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的讨论的核心。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提出了所谓的“后殖民理论”。但也要注意帝国的遗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不列颠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及其他地区的人。很多方面都显示,特别是在二战后,从前欧洲帝国统治地区的人们开始大量迁徙进入欧洲

(“帝国回迁”)

在《千年帝国史》中,我对此略有涉及,但主要内容仍是统治者的治国愿景与观念,特别是在帝国的巅峰时期的。帝国的灭亡恰好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对过去有所反思,也对未来的国家形态产生新的设想。在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它们对自我的认识一定与今人不同。无论帝国对未来抱有怎样的怀疑与焦虑,它们的统治者都面临着治理多民族人民的任务。

为集中讨论帝国统治者而非臣民,我们必须改变当前的帝国研究方向,主要是脱离“后殖民”一类的理论的束缚,但这不意味着忽略帝国对其治下民众的影响。相反,我们要重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两者不是简单对立,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正如民族国家虽然也因阶级、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存在分裂,但尚能上下一心,帝国的目标也是如此,实现统一的需要超越了帝国内部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这导致了帝国意识形态的产生,即帝国自我认识的方式,一般体现为普世的“传教使命”,为其建立统治与向外扩张寻找合法性,同时被统治族群也能融入其中。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宗教形式,比如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也有世俗的形态,比如法兰西推崇的“文明的使命”。意识形态因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后世帝国通常更倾向于世俗。但我们应该记住,是罗马人发明了所谓“教化的使命”。而有些使命是超越历史的。

民族国家也有使命,但是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下,它与帝国的普世使命截然不同。尽管两者存在很多共同点,但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区别。此外,为了实行有效的多民族治理和保障政权的长治久安,统治者会在不同程度上压抑自身的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帝国的统治、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与政治主张。这些在《千年帝国史》中都将有所体现,具体案例为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每个帝国在很多层面互有差异,尤其在各自重大变革的时期。后世帝国要面对不同于过去的问题,但所有帝国都曾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在辽阔的领土上如何处理差异化和多样性。传统的历史叙述当然重要,这本书也将提及,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帝国形态和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诸多特征。这些问题超越了历史和时间,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帝国单独分析,体现各自的特殊性。

注:以上内容节选自《千年帝国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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