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县域乡村的金融服务不再留白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成立以来不断向乡镇村庄延伸服务触角，在金融精准扶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基础设施改造、三农体制改革及金融科技应用等方面，多措并举，取得积极成效。近日，经济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董事长王晓明。
记者：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坚守初心、长期深耕县域乡镇，在打通金融支持实体“最后一公里”中做了积极探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王晓明：村镇银行是中国农村金融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银富登从成立之初就定位金融服务最空白的县域乡村。截至2019年6月底，中银富登在全国22个省（市、区）设立了127家法人行、157家乡镇级支行、422家村级助农服务站。其中，中西部金融服务空白或薄弱县域占比65%，列入全国“832个贫困县”统计的共计35家。投放的信贷资金中，涉农小微贷款占比超过90%，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9.5亿元。
记者：我们知道，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在2017年收购了国家开发银行持有的15家村镇银行的股权，在2018年收购了中国建设银行持有的27家村镇银行的股权，这42家并购行治理情况如何？
王晓明：市场对并购行的治理成效关注度很高。原国开村镇银行前年并表落账，原建信村镇银行去年并表落账，总的来说，目前进展比较顺利，基本符合预期。
一是从公司治理层面来看，对这两批42家村镇银行收购之后，中银富登与各家村镇银行的第三方股东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当地监管机构也作了充分汇报，到目前为止，并购行第三方股东和当地监管部门都表示支持和欢迎，认可治理进展。
二是从人员角度来看，虽然短期内出现了一些员工流失，主要是因为并购之后商业模式、管理理念不一样，但也在可控范围之内。整体来看，目前并购行员工已基本融入到中银富登的大家庭中，接受了新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现有客户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三是信息系统的成功切换。国开村镇银行我们做了3次系统切换，建信村镇银行做了两次切换。5次系统切换都非常顺畅，切换的过程中没有发生1例客户投诉。42家并购行的客户服务已完全通过中银富登的信息科技系统提供，通过这个系统加入了银联，享有中银富登手机银行以及相关支付结算渠道的便利。
四是资产质量修复。经过两年治理，并购行的不良率逐年下降，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夯实。预计到明年，并购行的资产质量基本上接近中银富登自设行的水平，大部分并购行的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
五是商业模式的落地，这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考量指标。原国开村镇银行今年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我们自设行的水平。原建信村镇银行预计到明年也能达到自设行的产能和服务水平。
记者：全国有1600多家村镇银行，目前的发展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晓明：我认为，当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目前还有五六百个县村镇银行尚未覆盖，这五六百个县都是最缺乏金融供给的地方。二是在现有1600多家村镇银行中，有一些资产质量和经营情况不佳，未来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退出？
另外，基层诚信体系的建设也有待加强。在县域和农村有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因为资本实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出现1000万元的不良贷款，这家机构可能就会被拖得很难受。县域小型金融机构对社区诚信体系建设的愿望更为迫切。
记者：中银富登在今年获银保监会批准，筹建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未来有哪些发展规划？
王晓明：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一旦成立，顾名思义，可以再去投资和管理收购村镇银行，这不仅仅有利于整个行业提升专业性，而且在股权多元化后，有助于村镇银行形成持续的资本补充能力。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是一个平台，可以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加入，形成持续的资本补充。
另外，我们希望通过在信息科技方面新的投入，对村镇银行的商业模式进行改造，在农村金融中探索实践金融科技。目前，我们的数字化项目已取得较明显的进展。我们的服务方式一定要跟上数字化进展，将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打造成一家科技银行。
今年，我们已经在二三十家村镇银行开始试点，通过客户经理的移动终端和银行核心系统连在一起，可以实现客户经理深入到各类服务场景中提供各项金融服务，比如在农村的集市、大型的批发市场、田间地头、小微企业的厂房里等，提供发卡、开通手机银行等服务。未来，移动终端将和信贷审批系统连在一起，还能够做到信贷资料的现场收集，从而做到迅速批贷，进一步缩短放贷审查时间，提高贷后管理效率。
记者：金融服务下沉农村后，在推动农村治理方面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王晓明：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村镇银行的服务下沉给农业农民提供了更多金融服务，使得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断增加，服务手段和方式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推动农村的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乡村、文明乡村方面，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我们参与了多个地区的“厕所革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大量配套资金；通过我们的金融服务，为地方完善诚信信息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相信未来在各方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将在推动县域农村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