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弥留之际，心爱的歌《我是一个兵》为他安魂
弥留之际，心爱的歌《我是一个兵》为他安魂
从放牛娃到“战士作家”，高玉宝传奇谢幕
12月5日，大连，天空飘着零星雪花，美且无声，92岁的传奇老兵在《我是一个兵》的旋律中悄然而去。
病床旁，儿子为他唱《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1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1628病房，传出了低沉、时断时续的《我是一个兵》的歌声，高玉宝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弥留之际，长子高燕飞明白父亲最后的心思，在父亲耳边轻轻地唱起这首他一生最爱的歌曲。
高玉宝在病床上敬军礼。
1947年11月，出身贫苦家庭的高玉宝在家乡辽宁瓦房店参军入伍，那一年他刚满20岁。参军不到一年的高玉宝随后就在塔山经历了一生最惨烈、最难忘的战斗——塔山阻击战。在塔山阵地，电话线被炮火炸断，通信员高玉宝冒着炮火跑步传达命令，因作战勇猛，高玉宝在塔山荣立大功。
今年7月，患有重病的高玉宝回忆说：“一生都忘不了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塔山决斗；忘不了那6天6夜的阵地拼杀和血雨腥风；更忘不了那些在阵地上宁死不退、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战友们……”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高玉宝忍着病痛的折磨，带着从工资积蓄中省吃俭用下来的10万元参加塔山阻击战纪念馆捐赠仪式。在他人的搀扶下，他走上台激动地说：“等我生命终结之后，我也请求回到塔山，回到我们的‘初心’之地，与塔山阻击战牺牲的英烈战友们相伴到永远！我们老战友们将在‘塔山阵地’重新集结，静静等待我们亲爱的祖国日益强盛，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那一天！”
从辽沈大地到平津战场，从南下作战到广西剿匪，高玉宝先后荣立大功六次，小功两次。
此后高玉宝被组织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62年毕业后，他本可以留在北京总部机关工作，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他向组织请缨到“海防前线”，他说，作为一名战士，前线才是他的哨位。
从通信员、警卫员到创作员、沈阳军区创作室荣誉主任，从战士到师职干部，高玉宝的岗位在变、级别在变，但“兵心”不变。当别人叫他首长时，他摆摆手：“我就是一个兵，为战士写作的兵。”
在高玉宝10平方米的卧室里，有个老式玻璃柜，占据了整整一面墙，柜里除了一尊毛主席塑像和几本荣誉证书外，满是武器模型，连珍藏的两瓶酒也是炮弹形的。卧室的台灯是高玉宝用迫击炮弹壳改造的，上面用红笔写着“上甘岭留念”。
画出来的入党申请书
记者在高玉宝的家里，看到一张特殊的名片：正面印有战士作家高玉宝的字样，背面上方印有入党申请书五个字，下面是他1948年当战士时画出来的入党申请书的内容。
画只毛毛虫代表“从”、画个心形代表心，画只眼睛代表“眼”……穷苦出身只认识几个字的高玉宝用各种图形代替文字画了八个字的入党申请书：“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当时的指导员猜了半天，听完高玉宝的解释后，哈哈大笑：“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写得好！”
1948年6月，高玉宝光荣入党。从小喜欢听评书的高玉宝编了一首歌谣：“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不折不扣不讲价，永远听我妈妈话。”
因为没有文化，入党申请书只能靠画，因为没文化，高玉宝差点犯了大错。高玉宝任团通信员时，一次团部让他给三个营送文件，文件袋上标注着“壹、贰、叁”，他不认识，因为是深夜了，又不好意思打扰战友询问，硬着头皮抱着侥幸心理就去送。第二天，团首长大发雷霆，斥责高玉宝把文件全送错了，高玉宝哭着低声说：“我不识字。”首长心一软没有处罚高玉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没有文化干不好革命。”
以瓦片为纸钉子为笔，写字识字；拦下骑马首长，学字问字……军旅作家胡世宗在追忆高玉宝时说：“当时一位军首长骑马下部队，被高玉宝截住问字，警卫员说首长忙，你这同志怎么这样……军首长下了马，高兴地说，他问字，爱学习，很好嘛！”事实上，高玉宝当时并不认识军首长，而拦首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首长文化水平应该高。
在部队进行诉苦教育后，高玉宝想把自己当放牛娃、小长工的经历写出来给弟弟看，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草稿。1955年，草稿经反复修改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引起极大轰动。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了《高玉宝续集》《春艳》《我是一个兵》等文学作品。
高玉宝大学时的老师评价高玉宝，在同班同学中，他的学习不算突出，主要受他原来基础的限制，他的文化底子比较薄，入学的时候年龄已偏大，但他在学习上还是很努力很投入的。
一句“没有文化干不好革命”让文盲高玉宝刻苦发奋学习成长为“战士作家”，成为全国、全民族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我是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就不会有现在的高玉宝，我一辈子都要和祖国同命运，共患难。”高玉宝说。
5000多场报告，他只收红领巾
高玉宝去世后，辽宁警察学院干部赵宏光带来了红色的“大学生德育导师”聘书，要颁发给今年9月到学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高玉宝，“我和高老结识20年，高老讲的革命传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从画出“我从心眼里要入党”后，高玉宝就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自己的承诺。1952年，高玉宝在北京东绒线胡同小学作了第一场革命传统报告，60多年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
“20多年前，我们邀请离休的高老到许昌作革命传统报告，他不辞辛苦，深入到许多学校、企事业单位作报告，鼓舞人心。”河南许昌退休干部金和敏至今对高玉宝作报告的场景历历在目。
高玉宝在小学讲革命传统。（图片由高玉宝家人提供）
多年照顾高玉宝生活起居的次子高燕翔说，晚年由于身体不好，父亲无法作几个小时的报告了，但凡是有老师和学生来到家里，他都热情接待，“在他看来，革命传统教育是他能做的替党分忧、为党尽责的事。”
高玉宝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讲爱党爱国，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听我讲课，我也要讲党和祖国这一课。”
一些听过高玉宝报告的人说，他讲课生动，常常脱稿讲，即兴讲，尤其是讲到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讲到自己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常常禁不住掉下眼泪。
只收红领巾、鲜花和聘书是高玉宝60多年来作报告的原则；不收酬金、不收礼品、不吃请是规矩。收到红领巾后，他会签上名字，再赠送给学生。在高玉宝卧室的玻璃柜最上的格子里，系着红领巾的毛主席塑像格外醒目，他离世后，子女在他卧室的床头柜上摆上了一个系着红领巾的高玉宝塑像，朝着毛主席塑像凝望。
“红领巾是高老赠予孩子的珍贵礼物。”老战友胡世宗回忆说，高老曾把红领巾赠予我的儿女，后来他来沈阳作报告时还在红领巾上签上赠言赠予我的外孙，并为孩子别上雷锋纪念章。
“我20多年前开始与高爷爷通信，爷爷亲切的话语伴我从小学到大学，树立起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价值观。”已过而立之年的毛萃曾是高玉宝的“笔友”，她说：“爷爷没有刻板的灌输，没有家长式的说教，让我感到老前辈对下一代的良苦用心和殷殷厚望。”
“第一次作革命传统报告时，孩子们叫他高玉宝哥哥，后来变成了高玉宝叔叔，再后来变成了高玉宝爷爷，最后变成了高玉宝老爷爷。”高燕飞说。
大院里的“磨刀师傅”
“高叔叔磨菜刀可不是‘练摊’，很专业，有一整套工具。”高玉宝的邻居韩爱平说，一般人很难相信名人高玉宝竟然还是磨刀师傅。在高玉宝居住的社区，他磨刀手艺是出了名的，也乐于帮邻居磨刀，以致于儿子高燕飞小时候一听到《红灯记》里“磨剪子，戗菜刀”的选段时，脑海中就会浮现父亲磨刀的画面。
“磨刀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会磨才帮帮大家。”高玉宝80岁时一边磨刀一边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在大院里，邻居们时常看到，高玉宝坐在楼前，挽起袖子，用自备质量上乘的砂轮和磨石熟练地打磨刀锋。逢年过节，常常有三四十把刀排队等着他磨。
高玉宝常说：“党给我荣誉，不是叫我去享受，也不是叫我高人一等，而是给我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动力，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不带走半棵草。”
1988年，高玉宝离职休养，住进了干休所，住房90平方米左右。水磨石地面、几十年前老样式的桌椅板凳、用了20多年的红色塑料保温瓶……“这个屋子30年没有变，最新的物件是这两年买的空调，那时父亲身体已经不好，受不了夏季炎热。”高燕飞说，父亲抠门，“家里的洗衣机破得快不能用了，他舍不得换，还是我偷偷买来一个，趁父亲不在让安装工人把旧洗衣机搬走。”
高玉宝到外地作报告总是尽量坐便宜的交通工具，能省则省，坐船通常都是坐最便宜的通铺。离休后，在大连本地作报告，他骑着一辆上世纪50年代产的斜梁自行车，60多年过去了，他的自行车还放在家中的小仓库里，舍不得扔。
高燕飞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他去码头接从南方回来的父亲。“父亲两个包系在一起，胸前一个、背后一个，搭在肩膀上，和农民一样。我赶忙抢过来拿上，说你好歹是师职干部。父亲则笑着说，一个当兵的，哪那么多讲究！”
高玉宝对自己抠门，却总想着把东西给更需要的人。高玉宝晚年牙口不好，子女给他买来食品粉碎机，他藏起来，子女问他为何不用，他说：“我还能行，我准备送给更需要的老战友。”
高玉宝的孙子高天晨小时候经常被爷爷奶奶带着去邮局汇款，“爷爷说带我去帮助有困难的人。爷爷去世后，我才发现一个小本上密密麻麻的捐款记录。”
2017年8月1日，大连晚报社举办“家乡父老送你上大学”募捐的第二天，工作人员接到高玉宝电话，他说他腿脚不便，你们方不方便来我家一趟，拿一下捐款，我想为孩子们出一份力……
不完全统计，高玉宝先后为“希望工程”、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10多万元，赠送图书1万多册。2019年还分别向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和湖南衡宝战役烈士墓捐款10万元和5万元。
“不忘初心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牢记使命尽显人民战士风范。”12月7日悼念大厅里高悬的挽联，凝练了高玉宝的传奇人生。高玉宝走了，穿着那套永远不变的绿色军装，他留下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等近百项荣誉，留下了那段永远抹不掉的红色记忆……（记者于力、蔡拥军、郭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