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假”疫苗案发回重审：案件相关事实需进一步查明
曾引发关注的“上海药神案”有了新进展。今日（11月2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本案中有关将涉案疫苗违法携带入境等事实尚需进一步查明，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此前，上海市第三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7月至2016年11月间，上海美华门诊部为迎合其客户对疫苗接种需求，经法定代表人郭桥决定，从新加坡采购1.3万支疫苗，对外销售、接种。在新加坡当地，上述疫苗均登记在册，可以合法购买、销售，但因未经批准进口、未经依法检验，按照国内的相关法律，这些疫苗被认定为假药，郭桥也因此背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2018年1月5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判处郭桥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参与此案的另外三人，也因同等罪名获刑4至6年不等。
一审判决后，涉案四人均提出上诉。
郭桥。网络图片
疫苗断供
2006年开业的美华门诊部，位于上海华山路丁香公寓，经营范围包括儿科、妇产科等医疗服务。两年后，经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批复同意，美华门诊部获得免疫预防接种项目的资质。
同年，跨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旗下的7价肺炎结合疫苗，正式在中国上市。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肺炎球菌导致的侵袭性肺炎，每年使16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中国1月龄至59月龄儿童每年有174万例肺炎球菌疾病，其中3万例死亡。而7价肺炎结合疫苗，可以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成为世卫组织推荐的疫苗清单上，优先级最高的疫苗之一。
7价结合疫苗上市后，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可用于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疫苗。虽然该疫苗是当时最贵的自费疫苗，接种费用共计3000余元，但上海地区的接种程度很高。
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成员、疫苗专家陶黎纳告诉新京报记者，2014年，上海新生儿数量占全国1.5%，但接种该疫苗的数量占到全国批签发量的5.4%，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美华门诊部的客户群定位是沪上外籍人士及长三角高端人群，该疫苗上市后，很快被这一群体接受。
转折发生在2015年。这一年的4月份，辉瑞公司宣布，因许可证过期，7价肺炎结合疫苗，在中国全面退市。陶黎纳回忆，最后一批7价肺炎结合疫苗批签发上市的时间是在2014年1月，直至2017年3月，第一批肺炎13价结合疫苗批签发上市，整整37个月未有任何同类疫苗上市。
“不可思议。”陶黎纳称，断供的这段时间内，婴幼儿对于肺炎球菌感染的预防处于空白期，很多已经开始接种该疫苗的儿童，无法接种后续剂次；新出生的婴儿则完全没机会接种该疫苗。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上海的刘明（化名）。2016年6月，他的孩子在美国出生。5个月后，按照医院要求，他带孩子接种了肺炎疫苗。“疫苗共四针，要在两周岁前打完，在美国接种第一针后，我们就回国了。”
2016年下半年，他带孩子在上海的医院打肺炎疫苗时，发现此类疫苗在国内断货了。“公立医院都没有，找了很多私立医院，也都打不了。”经朋友介绍，刘明得知，美华门诊部有来自新加坡的进口肺炎疫苗。最终，孩子在美华门诊部接种上第二针。
链条
疫苗断供之初，像刘明一样找到美华门诊部的人，并不在少数。
郭桥在一审开庭时提到，当时，很多家长向门诊部的医生提出请求，想让孩子接种该疫苗，“医生很着急，汇报给药房主任郭伶俐。”
郭伶俐收到反馈后，开始自发联系供应商。不久，郭伶俐向郭桥汇报，说联系到了新加坡的一家供应商。由此，新加坡疫苗私运至国内的链条开始流通。
新加坡华人孙勇平，负责在新加坡当地诊所购买疫苗。购买完毕后，他会发消息给美华门诊部保险科组长胡盼盼，再由胡盼盼联系台湾的简立和等人，将疫苗从新加坡带回上海，并卖给美华门诊部。
胡盼盼提到，进来的药80%是肺炎13价疫苗，她说，孙勇平向她开的价格，是900多元一支，她每支加价20至100元卖给美华门诊部，美华门诊部对外销售的价格是2380元。他们进货的频率大约一个月一次，每次200、300支。
中间出过一次小插曲。在2016年1月，简立和携带涉案疫苗入境后，被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查获。据简立和供述，“海关人员说，（这批疫苗）没有按照规定申报，把东西扣押，让我走了。”此后，这些人把运送疫苗的时间改到凌晨4、5点。胡盼盼告诉简立和说这个时间进上海不会被查。
链条流通了一年四个月。据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2015年7月到2016年11月间，美华门诊部为迎合客户对疫苗接种的需求，经郭桥决定，采购未经批准进口、未经依法检验检疫的疫苗共计1.3万支，并对外销售、接种。经司法鉴定，上述疫苗价值共计9959450元；孙勇平与胡盼盼转账结算疫苗款共计4257358元。
案发
2016年11月24日。当天，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举报线索，会同市食药监联合检查。联合执法组在美华门诊部的药品仓库，查货并扣押部分涉案疫苗。经过上海食药监认定，这些疫苗均应按假药论处。
同日，携带疫苗入境的简立和被抓获，胡盼盼、孙勇平被带回办案场所询问。第二天，三人被刑事拘留。2017年3月3日，经警方电话通知，郭桥至公安机关投案。
2017年12月1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检方指控上述四人及美华门诊部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
法庭调查阶段，审判长问郭桥，“明知这些疫苗未经国家批准，是不能进来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郭桥回答说，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只是觉得有点越位了。
法庭辩论的一个焦点是，涉案疫苗真假性的问题。美华门诊部的辩护人提出，涉案疫苗虽未经国家批准，但在国外已成熟应用，属于非典型意义上的假药。她提到，美华销售该类药品，没有造成一例致人损害的情形，相反患者均因此受益。郭桥的辩护人则谈到，本案是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医疗管理体制和民间需求的矛盾和冲突。
来自新加坡立杰律所副管理合伙人周明娴的意见书显示，上述所有疫苗，均登记在册，按照新加坡卫生产品法令的条规，可在新加坡购买、销售，不构成违法和犯罪。
公诉人则反驳称，传统的理解认为，假药是坏的、没有实际功效的药，但《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疫苗类制品在销售前，应该按照国务院药品管理规定进行检验。“退一万步说，今天这些药品，就算是已经全部开放进口，用走私的方式带进来，没有经过相关医疗部门的检验，依然属于法律行政当中认定的假药。”
“药神”还是“药贩”？
此案案发后，数十名美华客户联名上书上海市政府称，“由于正规渠道断供，我们（才）恳请美华提供代购。注射后无一例不良反应，请求对美华宽大处理。”
2018年1月5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判处郭桥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参与此案的另外三人，也因同等罪名获刑4至6年不等。
《我不是药神》上映并引发关注后，此案走进公众视野。有人将郭桥比作“现实版药神”，也有质疑者提出，他和美华门诊部就是牟取暴利的“药贩子”。
陶黎纳倾向于“现实版药神”的说法，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本案中肺炎结合疫苗的价值，并不低于《我不是药神》电影中保命用的格列卫。
“如果儿童没有肺炎结合疫苗可供接种，那么其对肺炎球菌完全处于裸奔状态，必定有些儿童会感染导致肺炎，还有些儿童为此夭折。”他说。
另外，陶黎纳提出，从社会危害性来说，肺炎13价结合疫苗，在我国以外地区几乎均已合法上市，其质量有保障，确实可以为儿童健康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危害儿童健康的证据。“真正的假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可能直接伤害公众健康或是延误病情，导致严重后果，但将非官方渠道入境的肺炎13价结合疫苗的危害性等同于假药，我觉得并不合适。”
质疑者则提出，电影中，主人公程勇将从印度带来的格列卫，以原价售出，即便后来进价涨至2000元，其对患者的销售价格仍然是500元，但此案中美华门诊部及郭桥的销售金额达到955万余元，“牟取暴利，跟‘药神’完全是两码事。”
二审裁定书。受访者供图
发回重审
2018年6月2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7月23日，律师斯伟江和徐昕介入此案。
今日（11月27日），此案有了新进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本案中将涉案疫苗违法携带入境等事实尚需进一步查明，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此前，斯伟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没批文的进口真药好药变成假药”的产生，主要是三个法条和一个司法解释共同导致的结果。
1997年，《刑法》将“假药”定义为：“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这里的《药品管理法》指的是1984年的版本，不包括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
2001年，《药品管理法》修订，增加了“未经批淮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均按假药论处。在斯伟江等律师看来，此举间接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但《刑法》和司法解释又没有对此作出限制，没有切分哪些需要入刑，哪些只需要行政处罚。十年后，《刑法修正案八》又进一步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定罪构成的要件，斯伟江认为，此举“拿掉了一个重要的控压”。
2014年，最高院颁布《药品解释》，虽然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并未设定入罪门槛，何为“少量”、何为“危害不大”，并无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的8月26日，新版《药品管理法》审议通过，将在今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加大了对药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何为假药劣药，也作出重新界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新京报记者赵凯迪
责任编辑：范斯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