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丨德国电影节策展人安珂：德国电影节在华的七年展映
每年11月的德国电影节，旨在给中国观众推荐和展映最新德国电影，展现丰富的德国社会和电影样态，至今已经在中国举办七届。那么，电影节的策展思路是什么，为什么德国电影更具有政治性，德国的电影基金又是如何运作的？策展人安珂女士接受了新京报的采访。
记者丨余雅琴
翻译整理｜郑汀兰
在欧洲诸国中，德国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说，德国对中国，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个国家尽管如此不同，却又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
每年11月，德国电影节在中国的展映都会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七年。这七年间，德国电影节为中国观众带来了百部优秀的德国电影。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代表了德国当下甚至欧洲最近的议题，以及人们是如何通过电影回应激烈变化的世界。
喜欢德国电影的人，一定不会对“德国新电影四杰”
（施隆多夫、赫尔佐格、文德斯、法斯宾德）
陌生。这些诞生于二战前后，经历了德国最激越历史的导演，曾以各自对历史、哲学、现实等层面的回应震惊世界影坛。与此同时，德国创立的柏林电影节，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中国电影人张艺谋、王小帅、刁亦男等人也都在柏林大放异彩，让西方看到中国人的形象和思想。
电影，越发成为跨区域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作为影像的艺术，电影更加直接也更富有感染力；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电影都作为重要的桥梁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多年前，德国人因为一部《红高粱》了解到社会主义中国；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方式。但不管现代交通多么发达，电影都是我们了解他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最常见载体和媒介。
另一方面，在科技高速发展、流媒体日渐成为主流的今天，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电影艺术如何还能在新的时期起到承载思想、传递情感的作用，如何成为连接大众和精英的工具，一个电影节在日益去中心化的当下时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德国电影节的策展人安珂女士。
第七届德国电影节开幕式（右二为安珂）
新京报：今年是德国电影节在中国的第七年，应该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每个电影节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致的选片标准，作为一个只展映但不涉及竞赛，德国电影节的选片标准是什么？是要考虑到议题的方向，还是完全只考虑到艺术的标准？你能谈谈德国电影节在华的策展思路是什么吗？另外，在去年的片单里，反思历史的电影比较多，今年好像更多聚焦在家庭，是有意这样做，还只是一个巧合？
安珂：德国电影协会是一个推广机构，致力于帮助德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所以，每年当我们开始在中国筹办电影节时，我们会试图找到过去两年间最新出品的电影中有哪些最能代表德国电影业正在发生的事情：哪些电影提出了最有趣的话题，哪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轰动一时，哪些电影在德国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我们会按照这样的标准去选择电影，尽管最后不能覆盖到每一部新片子，但还是会努力去提供一个关于德国电影最新动向的多样图景。
选片负责人一年到头不停地看，然后挑选不同的电影；我们试图为德国电影提供一个非常开放的展示平台，所以我们不会去评判每个片子的好坏，评价不是我们的工作。
至于侧重点，有时是和家庭相关，有时是别的。像前几年难民问题十分凸显，很多难民来到德国，这样的电影就很多。不过，每次我们电影节都有一个不同的话题——当然我们也会关注德国的新秀，在作品中包含有德国电影持续讨论的新点子或新主题的新导演，或者让销售公司推荐电影，等等。
新京报：中国观众更熟悉的还是德国的老牌导演，对新作品可能知之甚少。德国电影展的传播策略是什么？
安珂：施隆多夫、文德斯这些导演在中国已经非常著名，我们也会举办他们的回顾展。第一届德国电影节，我们就邀请施隆多夫来中国，并举办了他的回顾展，还请姜文和他对谈。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像柏林电影节等影展上涌现出的新德国导演，也在努力在中国推广他们的电影。中国方面，比如说今年我们请到了王景春做德国电影节大使，他是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影帝。此举也是想要促进中德两国之间电影人才的交流。
今年，我们德国电影协会的前负责人玛丽埃特·里森贝克
（Mariette Rissenbeek）
成为了柏林电影节的执行总监。她曾多次来华，相信也会加深两国电影人的合作。
《地久天长》让王景春（左二）和咏梅（右四）获得今年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男女主角
新京报：柏林电影节跟中国电影的渊源很深，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在柏林电影节拿到了金熊奖，这是第一部获得三大电影节首奖的新中国电影。近年来，不少中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也有所斩获，比如《白日焰火》《地久天长》。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在德国大家怎么看待中国电影。
安珂：这届柏林电影节，有很多的中国电影参赛，王景春第二次参加柏林电影节就获了奖，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的认可。柏林电影节的前任艺术总监迪特·科斯利克
(Dieter Kosslick)
对中国电影业也是非常熟悉的。近年来，几乎每年至少有一部中国电影加入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尤其是在全景单元中，有非常多中国电影的身影。所以，在德国乃至全球受过良好教育的电影观众中，中国电影是非常有名的。
当然，虽说中国电影在德国国际电影节上的反响还是很好的，可从电影节到影院能否让更多的人看到，可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德国电影，可能和中国电影，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影面临一样的情况。电影行业早年被好莱坞冲击，现在被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挤占了很多份额。我们共同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支持和帮助自己国家的电影事业。
新京报：德国电影节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如何维持这样一个电影展映的良性运转呢？
安珂：对德国电影节来说，主要还是德国电影协会和歌德学院来承担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从票房部分很难获得收益，主要就是维持平衡。德国电影节承载着宣传和支持德国电影的使命，政府和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非营利性的活动，帮助德国电影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
如果你问的是柏林电影节这些在德国举办的真正的电影节，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如果一部德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中获了奖，制作者会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他们以后制作更多的电影。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赚钱或者能得到奖金，但德国的电影资金确实非常雄厚。德国有很多电影基金会，有国家电影基金，在德国各州也都有一些基金，一位制作者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寻求帮助，把得来的钱凑在一起，这可以说已经有了很大一部分的投资了。此外，制作者还可以找制作公司解决其余的费用。最后，如果这部电影在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电影节上获奖，那么下次就会得到更多的资金，这是一个循环。
我们希望，在中德政府之间，明年能够签下《中德合拍协议》。如果我们达成了这项协议，那么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制作电影将会容易得多，德国人将更容易从德方获得电影资金，或许也能使电影的合拍在中国方面变得比较容易。这是另一种促进电影业的方式。
新京报：在文化交流当中，电影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安珂：电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通过电影，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融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你以前从未见过、经历过、思考过的事物，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看电影对我总是很有吸引力，因为电影总是能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窗口。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那些来自中国的电影，比如张艺谋的作品；对西方观众来说，这些作品也是如此令人兴奋，当时还没有人了解过中国。这些电影给人非常独特的印象，从而提供一种从外部看到中国的窗口。
当然，现在中国的图景又改变了。每一部电影都可以提供一个了解不同国家独特而不同的视角，它可以帮人看到年轻人的思考，或者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所以，电影绝对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搭建桥梁的方式，同时也体现了软实力。当然，不仅电影，电视剧也是了解其他国家的非常好的方式。
新京报：德国电影节在华的七年时间里，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吧？
安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一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是最常见的。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今年遇到最大的困难，不是那些宽泛的大问题，而是看起来好解决的技术问题。然后，就是选片和如何适应中国电影制度的问题，比如经常会有裸体的镜头，所以相当一部分片子就没法放；为此，今年我们专门邀请了一个六人评审组来帮我们挑选最适合在中国放映的片子，他们观看包括儿童电影、纪录片、商业片在内的20多部片子，我们会在自己选择标准的基础上参考他们的意见。
还有，每年年底大家都会比较忙，所以邀请德国的影人到中国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往好的方面看，每一年我们都被喜爱德国电影的人们关注着，不少人都在期待着十一月的德国电影节，《系统破坏者
（System Crasher）
》等电影一开票基本上立刻全部售完。像今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获奖电影《我曾在家，但...…
（ I Was at Home, But）
》，虽然是个挺艺术的电影，但映后邀请了几位电影人一起做对谈，也卖得很不错。
《我曾在家，但……》剧照
新京报：当你们和中国的影评人、选片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文化背景的差异会让大家对一部影片的理解不一样吗？品位的差异会造成选片上的困难吗？
安珂：从他们的评分和评论看来，区别不大。因为这六位评委每年都会去很多地方，每年可能看上千部影片，所以他们对国外影片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感知了，同时他们也不会是完全从中国观众的角度去看，更多的是从艺术层面或者从电影语言上去理解。
回到人们会不会有电影口味差异这个问题上来，偏好主流电影和偏好艺术电影的差异可能是最大的区别。但如果是像《系统破坏者》这样的电影，愿意看它们的人群一定很广泛，它不仅有一个有趣的主题，还获得了权威的认可，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系统破坏者》海报
其实，有不少德国电影，是中国观众一定可以理解的。我相信观看它们的时候，中国观众会和德国观众一样兴奋。比如《关于汉斯彼得的一切
（all about me）
》这部电影，内容是关于德国一位喜剧演员。虽然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但我相信，这部电影还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感人的故事。
只要故事所讲的是普遍真理，比如爱、悲伤这种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情感，它就能起效果。你属于什么文化背景，就不再那么重要。当然，也有一些主题，也许是本国人更容易理解，毕竟听到的是自己的母语，看到的是和自己相似的面孔。但真正喜爱电影的人看电影时，会超越那些局限去看电影本身。
新京报：相对于文学或者其他艺术，电影作为一个交流的渠道是更直接的，感官刺激更强烈。你说的这种理解力，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看西方电影长大的，是被这套观看方式训练出来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尤其是今年，好像纪录片特别多……
安珂：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今年新的director manager有纪录片的背景。他自己也制作了一个关于百年包豪斯的纪录片，他这次来到中国参加展映后的交流环节。还有一部叫做《故乡是时间构成的空间
（Heimat Is a Space in Time）
》的纪录片在欧洲很受关注，这次我们也带到了中国。
《故乡是时间构成的空间》
新京报：说起德国电影，很多中国人可能会觉得比较严肃的会居多，因为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德国电影是反思历史、表现战争这类题材，但实际上这应该不是德国电影的一个全貌……
安珂：是的，这也是我们策展的一个重点。因为大家觉得德国电影很严肃，没有幽默感，都是以二战或者东德历史做大背景。这种电影我们当然有，但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我觉得，每次很有意思的是，一些观众会说“啊，我们从来不知道德国人也有幽默！”这次展映，还有不少挺有幽默感的剧情片，比如说《取个名字？
（How About Adolf?）
》、《100样东西
（100 Things）
》。这些片子的基调都很轻松，但也很有思想。德国电影并不缺少幽默感。
新京报：去年展映的电影《过境（transit）》我很喜欢，德国电影对于现实或者历史的回应很强烈。其实遭受过二战冲击的国家有很多，但为什么德国会出品这么多这个主题的电影，每年都在不断地讨论历史？
安珂：因为德国历史还是挺复杂的，特别是二战这段时间的历史，对于每个德国人是非常特殊的，我们整个教育阶段一直谈论战争，为了避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从小学起，基本上每个德国人就开始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中黑暗、糟糕和难以解决的部分。为了避免重蹈二战的覆辙，你就需要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重要话题，而不可以被忽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关于二战的讨论和交流，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电影被制作出来。
此外，二战后，从东德、西德并立，到柏林墙的倒塌等历史，都是整个国家的大话题，成为德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是一件占据了每个人的心灵的事情，所以电影工作者选择表现这些历史上的大事，毕竟柏林墙倒塌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仅仅过去了一代人而已。
《过境》
新京报：很多专业人士评价柏林电影节非常注重政治性，今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得奖作品《同义词》，是部反映移民的电影。您觉得为什么德国电影给人建立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印象？
安珂：去年有很多移民方面的电影，今年就可能有更多的关于女性、#Me Too运动的一些电影。从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正在讨论的重要话题是什么。
至于你谈到的柏林电影节的政治性问题，每个电影节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导向，当然这跟策划团队选片的眼光有关。柏林电影节注重政治性，主要是它的前任总监迪特·科斯利克发挥了作用，他让柏林电影节成为了一个更有政治性的电影节。不过当下，其他很多电影节的情况也差不多，甚至连奥斯卡奖也变得很具政治考量了。当然，今年柏林电影节换了新的总监，我们可以看看明年后年它会怎么变。
新京报：这一次的开幕影片是《系统破坏者》，你们是怎么考虑用这个片做开幕片的？这也是一部很特别的德国电影。
安珂：我很好奇中国观众对此的反应。它揭示了中国普通观众也许从未想过德国社会的另一面，这部电影打开一个普遍的话题：关于一个年轻女孩的挣扎，这个女孩没有在我们社会的夹缝中屈服，她缺乏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提供的安全感，她在呼唤着爱。
这是一种普适的社会现象，我们如何在社会保护系统中处理一些“问题”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这部独特的片子展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德国人都未曾注意过的问题。一个让人心碎的真相是：我们想要爱这样一个孩子，却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她，因为她的内心已经破碎了，你不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么。电影向观众提出问题，在社会一般条件中，我们要怎么对待像她这样的孩子？
选《系统破坏者》当开幕影片的理由很多，它拍得很好，又是有趣的话题，可以引发很多讨论；同时，它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还将在2020年代表德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系统破坏者》中的小女孩有情绪障碍
新京报：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做过调查，你们选择的这些影片的导演年龄大概在一个什么区间？年轻一代的德国导演多吗？
安珂：我们今年这一届的电影，大概30到40多岁的导演多一些，像《系统破坏者》的导演诺拉·芬沙伊德就是80后，才三十几岁。纪录片导演也都偏年轻一些，像《100样东西》、《关于汉斯彼得的一切》这些都是70后、80后导演的作品。
当然，德国电影节并不聚焦年轻导演，主要还是因为有才华的新导演很多，拍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New Talents in German Films
（德国电影的新锐）
”，或者“Face to Face With German Films
（德国电影面对面）
”；在德国电影协会里，有这些专门项目用来宣传年轻的电影人，但对于德国电影节整体来说，推广年轻导演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新京报：德国电影节绝大多数展映的电影，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电影，你们在中国和一些艺术院线比如 MOMA合作，这些电影也会在一些艺术空间放映。之前有个热点就是马丁·斯科塞斯质疑漫威电影，他提到在美国艺术院线也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在德国是一个什么情况。与此同时，艺术电影生存艰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德国电影人如何应对呢？
安珂：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应该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如果你看票房数据，很大一部分的票房是流向商业电影的，而这些商业电影通常都是美国电影。也是这样的原因，艺术片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当你在德国拍电影时，你不必去找你的家人和朋友说给我一些钱拍电影；你可以去找政府，走正确的流程，这样就可以得到拍摄的基本资金。
当我说政府在支持德国电影行业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支持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金，而且比艺术电影更容易从外部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德国的各种电影基金会，系统特别完善。如果你是一个新导演，有一个完整的剧本企划案，递上去走好流程，基本上都能拿到一部分资金，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德国人喜欢看电影，其中有不少人喜欢去艺术院线。当然也挺难的，因为喜欢看商业电影的人还是占多数。尽管每年会看德国艺术院线电影的人数还算比较稳定，但也会有轻微的上下波动，艺术院线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在经济上运转维持。
新京报：德国电影节在中国有七年的时间了，也伴随了中国艺术电影院线的发展，你觉得中国观众越来越多了吗？
安珂：我觉得差不多，需要看情况。我们今年只在北京一个城市有展映，跟去年比较一下肯定会少，但我们在北京这次的反应非常好，现在好多场次已经售罄。
从数据来看，我们的观众每年都在增加，今年也多一些。这当然和我们更知道怎么宣传、跟谁合作有关系。我们每年都在考虑如何让更多人了解我们。
除了展映，我们设置了导演和影评人的映后交流环节，还有一场在歌德学院关于电影音乐的论坛及表演，请到中国很有名的音乐人小河。尽管我们没有请到很多德国的电影人，但还是尽力设置了比较多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更具有吸引力。
记者丨余雅琴
翻译整理｜郑汀兰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