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大教授谈“陪读妈妈”：有县城连广场舞都不让她们进
她们自己说，干的活儿都是废活儿，她们并没有意识到，照料本身就有价值，就是一种付出
近日，新京报乡村频道刊发了多篇关注留守儿童的报道，就其中“乡村陪读妈妈”的现象，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惠芳。她说，“和城市里的陪读妈妈不同，乡村里的陪读妈妈们，她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又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她们的照料劳动难以被人认可，甚至也不被自己认可，同时她们还要承受沉重的身份歧视，乃至存在被‘污名化’的风险”。身份歧视会直接体现在具体社交生活中，比如县城有两个广场，其中一个是城里的女性跳广场舞的，另外一个是陪读妈妈们跳的，“城里”的女性就从来不去陪读妈妈常去的那个广场，因为认为她们“没事儿干，不务正业”。
照顾孩子吃饭的陪读妈妈。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为什么很少有“陪读爸爸”？
放弃外出务工的生活，回到乡村陪伴孩子读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吴惠芳认为，这可能和她们的打工经历有关，“乡村里的外出务工者，大多教育水平较低，她们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会发现教育水平和务工的选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论是找工作的难易程度、选择范围，还是收入水平，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有一部分人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回乡陪孩子读书”，她说。
记者在多地走访中，见到了许多陪读妈妈或陪读奶奶，但几乎没有见到陪读爸爸或陪读爷爷。曾经做过乡村陪读调研的吴惠芳也有同样的感受，她说，“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从直观上看，陪读的人群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我们曾经在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多地调研，发现妈妈陪读的居多，祖父母少一点，爸爸陪读的几乎没有。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显然更占优势，相比女性，他们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且收入也更高。而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如果夫妻中的一人要回乡陪读，女性回乡陪读就成了更经济的选择。第二，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男权、父权思想，尤其在农村更加普遍，照料孩子、老人天然地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陪孩子读书的，大多是妈妈或者奶奶”。
在县城陪读增加经济压力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外出务工的妈妈回来陪读，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吴惠芳说，“妈妈陪读确实会解决一些问题，首先是成长中的心理问题，爷爷奶奶的监护，更多关注的是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照顾，较少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妈妈则会更多关注孩子的学习问题、心理成长等。其次，相对于他们上一代，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一点儿，这也意味着，在学习上，妈妈往往能给予孩子更多帮助。第三，在规范孩子的行为上，妈妈也更有优势，管得更严，避免了隔代抚养中容易出现的溺爱、管教不力问题”。
不过，陪读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吴惠芳说，“城乡教育的不均衡仍旧存在，尤其经过这些年的撤点并校，很多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孩子们如果到乡镇去读中心小学，既失去了在村里上学的便利，有时又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教育质量。因此，很多农村家庭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读书，同时母亲或祖父母进城陪读。农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极少有在县城买房子的，大部分都是租房子，再加上城镇日常生活支出水平较高，也给陪读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照料的价值被严重忽视
女性结束打工、回乡陪读，看起来打工养活一家人的男性压力很大，但对陪读的妈妈来说，她们的压力其实更大。
吴惠芳说，“人们说起陪读妈妈的困难，通常会认为她们要承受经济压力，实际上，她们所面临的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比如就业压力，我们访谈过很多陪读妈妈，问她们有什么困难，她们通常都会说，找不到工作。如果能在陪读地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哪怕收入少一点儿，也多少能让经济状况变的好一点。但问题是，陪读妈妈的时间是碎片化的，光给孩子做一日三餐，就把时间割裂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我们在河南遇到过一位陪读妈妈，他的孩子原本在学校吃午餐，她只需要做早晚餐，这样她就有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她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但没过多久，学校认为，孩子们吃完午餐之后，还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学校管理上存在困难，无法保障学生的安全，要求家长在午饭后把孩子接回去，下午上课前再送回来，她只好每天中午接送孩子，工作也就做不下去了。”
不能就业，意味着不能赚钱，对于很多陪读妈妈来说，她们的唯一工作就变成了照料孩子，但问题是，照料孩子，许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和付出，吴惠芳说，“外人觉得陪读妈妈很清闲，什么都不干，整天呆着。她们自身也有同样的认知，认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她们自己说，干的活儿都是废活儿。她们并没有意识到，照料本身就有价值，就是一种付出。”
当照料的价值不被外人和自身所认可时，陪读妈妈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尺，就变成了孩子的成绩，吴惠芳说，“很多陪读妈妈都承受着照料的压力，不是担心照顾不好孩子们的生活，而是担心孩子的成绩不好，她们全部的生活价值，维系在孩子的成绩上。在陕西一个县，95%的农村孩子都在县城里读书，但县城里只有一所寄宿式学校，其他学校的孩子，大部分都由妈妈或奶奶陪读。这么多的孩子，不可能谁都第一，比较之下，总有成绩差的，他们的妈妈就会觉得愧疚。她们认为，丈夫一个人在外打工，辛苦养家，她们专门陪孩子读书，如果孩子照顾不好、学习不好，对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过年回来也没脸面对他”。
别让陪读妈妈“标签化”与“污名化”
除了就业的焦虑、照料的压力，陪读妈妈们，有时还要面对更多的问题。吴惠芳说，“陪读妈妈和留守妇女相似又不同，留守在乡村的妇女，她们的关系网还在，亲戚朋友也都在村里。但陪读妈妈往往要进入城市，她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又很难融入城市中。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县城的人，对陪读妈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误解。陪读妈妈们在城市里很难交到新朋友，我们调研时，在一个县城发现，那个县城有两个广场，其中一个是城里的女性跳广场舞的，另外一个是陪读妈妈们跳的，城里的女性从来不去陪读妈妈常去的那个广场，她们会看不起这些陪读妈妈。第二，排斥的同时，还对陪读妈妈有着刻板且负面的印象，认为她们没事儿干，不务正业”。
在被排斥甚至被歧视的环境中，个案的影响力往往会无限扩大，成为整个群体的标签，吴惠芳说，“曾经有一个案例，一位陪读妈妈网恋，圣诞夜出去约会，结果夜里孩子醒来，不知道怎么就从窗户里摔了下来。这个事情在当地影响极大，当地人说起陪读妈妈，就会以此为例，久而久之，一个个案的特点在人们的言语中被影射到整个群体。陪读妈妈被严重地标签化和‘污名化’了”。
公共服务应担负起更多责任
如何改善陪读妈妈们的处境？如何缓解她们面临的重重压力？
“其实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女性半班制的工作，即女性上半天班，以便她们用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再如，陪读妈妈本身也可以通过协作来改善处境。我们在河南遇到过一种情况，有的妈妈在县城租了房子，但她们不止照顾自己的孩子，还会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妈妈可以照顾三四个，其他孩子的父母则付给她一定的费用，这未必是最佳的方案，但至少也是一种尝试”，吴惠芳说。
寻找更适合陪读妈妈的产业模式、工作方式，或许也能给陪读妈妈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吴惠芳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如制衣、加工玩具等，完全可以把材料拿到家里加工，这样工厂只要计件付酬就可以，如果有条件的地方，能够发展起这样的产业来，无疑会给陪读妈妈更多的机会。”
公共服务同样可以为陪读妈妈提供更多的帮助，吴惠芳说，“城市的管理者、公共服务部门，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妇联，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可以组织一些陪读妈妈的集体活动，或技能培训活动等，让她们有更多社会交往的机会，或提升自己的机会，以此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等”。
不过，吴惠芳认为，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继续加强乡村教育，她说，“解决留守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是让人们不再选择外出务工，解决陪读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则是让乡村也有和城市一样的教育水平。经济的发展有其规律，短时间内很难靠政府解决外出务工和留守的事情。但教育是公共产品，不完全依靠市场，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政策。但相对城市，乡村教育目前仍旧薄弱。尤其是教育质量，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乡村教育资源投入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乡村学校都盖得很漂亮，但教师配备仍旧不足，乡村教育质量和城镇仍有较大差距。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含着对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向往，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有更好的政策、措施让乡村学校获得并留下更多的优秀师资力量，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满足农民的教育期待”。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