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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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1月的高校，又到了排下学期课表的时节。
“请督促本学院教授和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并填写情况统计表……”11月5日，河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更新了一则排课通知，指出，教务处将以给本科生上课情况作为教授、副教授项目申报及年终考核的参考。
同一天，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务处也下发通知，要求教授需为本部本科生授课，授课学时每学年48个以上。
不少高校动作频频，起因于10月31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提到“高校要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系列。”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事实上，关于“教授上讲台”的提法已多次出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中。但多年来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从未有高校实现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达到100%的目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这样说道。教书育人本是教师的天职，无暇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时间都去哪了？让他们回归本科讲台，难点在哪里？
“教书是个良心活儿。”有高校教师表示，从形式上让教授回归本科讲台并不难做到，如何让教授真正用心给本科生上课、上好课，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教学成了“软柿子”
此前，一名来自西安的大学生在微博上吐槽：“我们的老师都是刚毕业，上课只会念PPT……”安排刚毕业的老师负责授课，这样的高校并非个例。
实际上，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教授、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程，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副教授职务。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到，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不过，上述要求此前在高校并未被100%执行。根据2019年QS中国大学100强排行榜，位居前十的大学分别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记者对上述10所高校的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进行了数据分析。
相关数据分析
从给本科生授课教授人数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2017—2018学年教授授课人数占比不足70%；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占比在70%—80%之间；仅有南京大学一所高校超过8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人数的比例为80.5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此项数据缺失。
另外从教授授课的课程门数占比情况看，上述高校此项数据大多集中在30%—50%之间，上海交通大学竟不及20%。
2019年10月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高等学校有三大基本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但人才培养是第一职责。自从有大学起，大学就要培养人。”根据上述数据，依然有很多资深教授、副教授未参与到授课行列之中，他们都去哪了？
“太忙，留给教师科研和教学的时间本身就有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海瑜（化名）坦言，工作时间有很多事务性工作，例如参加学习活动、座谈活动、学术交流，各种开会、报销、评估、考核等等，这些事情能占去30%以上的精力。
报销流程繁琐问题困扰了不少高校教师。为此，4月17日，教育部发布通知，减少科研经费报销各类证明材料，缩减审批环节，简化报销流程，要把科研人员从报表、报销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但是，“不只这些校内事务。”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更有甚者，一些教授热衷于参加校外的商业性活动，“类似做个副业或者兼职”。
记者采访多位高校教师发现，除行政事务外，大部分高校教师的剩余时间也未全部用在教学上。在教学与科研——高校教师的两大本职之间，他们将天平倒向了科研的一端。
“科研压力很大。”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施云（化名）告诉记者。今年元旦以来至今，她几乎没怎么休息。这学期她担任本科生教学，每周7课时，除了教学外，她需要拿出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项目上。她手里这个持续项目，已经做了多年。“知情者都明白，对文科老师来说，申请项目困难，结束项目也困难，当年发论文难度极大。”
施云告诉记者，“理工科教师更是几乎全年无休，扑在各种项目上，还要发高水平的论文。”
河海大学文科教师徐兰（化名）告诉记者，科研工作除了写论文，还要写项目申请书，随时保持对各种课题的关注，还要参加学术会议，这些都在科研范畴内。
“指挥棒”导向科研
“普遍还是重科研。”当问到在科研和教学之间的时间精力分配权重时，有高校教师不假思索地回答。
上海交通大学在2017—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明确指出：“由于教师的科研任务繁重，整体来看，影响了教师的教学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均略显不足，教师的教学效果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教学科研并重型教授从事一线教学的工作量相对较少；长期从事量大面广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博士学位比例不是太高；教学为主型教师的发展机会较少，收入待遇偏低。”
在高校，科研更直接地关系到个人利益。北京市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一个老师如果在科研方面投入较多，比单纯从事教学的收入每年会增加30万—60万不等。科研压力虽大，但方方面面的吸引力也可想而知。
另外在奖项设置等激励机制上，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每四年评选一次，频率较低，且这样专门针对教学的奖项，相比科研奖项，还是少之又少。2015年，四川大学首届设置并揭晓高达百万奖金的“卓越教学奖”时，还一度引发争论。时任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回应，希望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让教师们多一点时间投入教学。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对高校老师来讲，评职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宋海瑜告诉记者，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评职称时有三大方面，分别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不过，老师们都清楚，对于教学的考核只需要达到一个量的要求，比如一年完成多少课时，至于完成得好不好，没有太多评价；但是对科研考核是有绩效的，比如论文的层次、科研项目的级别，不仅是量，更要求质。
所以很多老师达成了一个未成文的默契或共识：“科研与评职称的关系更为紧密”。2018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曾在公开场合提到，一些学校在评价教师时，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过度强调教师海外经历，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等，这样的“指挥棒”不利于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不仅是评职，还有评估。“凭贡献求支持”，教师也需要为单位作贡献。而学校要上档次、学科要上档次，就需要各种学术成果的支撑。评估结果不好会有什么后果？有高校教师透露，后果可能是“学科取消，停止招生资格，老师们就只能是一个公共课老师，或者就要转岗了……这对老师们影响是很大的。”
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黄振友认为，（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评价机制。评价和考核大学的核心指标，对于科研成果，比如有多少论文，多少课题、项目与经费，多少奖项等过于强调，而对教学成绩重视不够。他指出，办大学的核心任务、大学存在的意义，是培养人，教学是主业，科研才是副业。
10月31日，吴岩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也指出，教学和科研是现代高等教育学校的两大基本任务，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目前并未平衡。
好在评价机制中回归教学、重视教学积极的信号正在释放出来。10月底的《意见》中提及，要加大优秀课程和教师的奖励力度，加大教学业绩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的权重。
记者了解到，不少高校开始探索“教学型教授”的评聘路径，并且有了先例。2018年，黄振友就凭借自己的教学实力和成绩，成为南京理工大学首位“教学型教授”。而此前近20年，教学成绩突出的他曾因其他指标不具备优势，职称一直停留在“副教授”。
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项奖励也逐渐丰满起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李贤红告诉记者，除了划定“每学年本科教学32学时”的底线外，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近期出台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育教学奖励条例（试行）》，对积极参与教育教学建设与改革、全身心投入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教学，教学效果显著提升、产出成果有显示度的教师进行奖励，让“优质师资下沉”。
“费力不讨好”的教学
施云还讲到了重科研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教学是个特别繁琐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此教学成果的取得难度更大。“有点费力不讨好”。尤其是在当下，学生中的浮躁氛围也打击着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施云坦言，很多学生热衷于参与活动，极少用功吃苦在学习上，而选择各种捷径。上课，只是为了学分。有难度的、需要花时间的基础课，都选择主动避开。长此以往，老师空有一腔热血也很容易被打消——“教学是双向的”。
“学生普遍也轻视教学。如果要转变，不是老师单向转变，而是师生共同转变。”施云说。但黄振友觉得，学生不好好学，不应该成为老师不好好教的理由。
此外，针对高校上下普遍“重科研”的现象，黄振友建议，对大学的评价机制，可以提高教学在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弱化其他考核指标的份额。
但一个不可忽略现实问题是，相较于科研，对于教学的考核是比较难的。“教学都是长线，无法短期出效果。”琐碎的教学工作，比如指导学生的成果、授课质量等难以量化。
“教学质量不好量化，但也还是一定要评价。”10月上旬，浙大管理学院正在进行“三好老师”评选，其中一方面就涉及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
据悉，不少高校采取让学生给教师打分的方法考核教师教学，但这种做法也存在争议。“例如一定会有学生给‘放水’的老师打高分，反而给严厉、精益求精的教授打低分。这样一来，没有老师敢严格要求学生了。”宋海瑜指出。
不过，黄振友则认为，即便如此，学生的打分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学校就像是工厂，核心任务是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而对大学来说，学生是产品，同时更是受众。因此，学生对教师打分这件事有发言权。
黄振友提出，学校可以划定一定比例的精英学生，例如5%、10%甚至20%的学生，将他们毕业后的长期发展情况作为对大学的一个考核指标。强调把精英学生的发展作为大学的考核指标，旨在督促大学的教学要有深度，要有精英意识，全方位地认真培养学生。
“对大学的评价机制改变后，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教书是个良心活”
“推行起来并不难。”记者采访了解多所高校执行情况发现，《意见》出台前，很多学校就已经能够做到“教授、副教授每学期至少承担一门本科课程教学”。
以宋海瑜所在的学校为例，一直以来，学校就要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一学年至少要上一门课，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中的要求之一。如果没达到，本年度的考评就会不及格，进而会影响各方面的待遇，以及能否继续做教授。
政策下发后，不少教师表示支持，但更多的疑问也随之而来。“支持这样的政策，但是如何监控？如何认定是否真的给本科生上课了？提出3年，但具体到3年要多少学时？“恐怕要更明晰之后才有实际效用。”
相比上述问题，黄振友更关心的是，政策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上什么课？
“应该强调上核心基础课。”黄振友说。
不少微博网友也发出类似的担忧：非要“赶鸭子上架”给学生教课，也未必对学生负责。
由于教学有一定的重复性，今年上这门课明年还会再上，部分高校教师认为轻车熟路，很少花心思在课程内容更新上。
但要知道，大学老师不是仅仅拿一本教材讲完了就完的。“教出的学生要有创新能力，做科研项目，训练学生能够上路，这一定是要花精力的。”
“教书是个良心活。”黄振友认为，上课和上课很不一样。教学要花功夫、要实实在在地劳动、要备课、要上讲台，这个不能含糊，也需要硬功夫。
采写新京报记者冯琪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