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鲁奖作家李修文：写作中，一切真实都要归于美学的真实
新华网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王志艳）继2017年出版《山河袈裟》广受好评并获鲁迅文学奖后，作家李修文近日又推出写了十年的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他称，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
在这部30万字的散文作品里，李修文记录下很多典型的、平凡的“中国式面孔”：《三过榆林》中死守信义的民间艺人、《不辞而别传》中相爱的流水线上的工人、《穷人歌唱的时候》中依靠歌唱获取力量的穷人，《在春天哭泣》的诗人，《小站秘史》中贫穷的母亲和小女孩，《观世音》中苦苦寻子的老秦，《鱼》中那个为不能给儿子吃上一次鱼而伤心的母亲……
在李修文眼中，这些“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他在自序中写道，“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
作家之外，李修文的另外身份是编剧和影视监制，有12年的时间，他在影视圈摸爬滚打，遍尝人间冷暖。尝试在文字中恢复、寻找出那些“中国式的面孔”，是因为他确信行走在一条现代性未完成的道路上，还有一部分人跟不上要落伍，而每次看见这样的人物就心生垂怜。他称自己也是一位小人物，同天底下所有奔命的人一样上山下山，上船下船，在情感上有共振。
老友导演宁浩评价，“读修文的书，就像和老朋友喝酒聊天，刚开始是从张三李四、家长里短开始聊，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里面大山大河，人生百态，天聊完了，朋友走了，画给你搁家里了，放你心里了，你会发现，时候长了，那些人物、文字都会跳出来，蹦在你脑海里。”
虽是一部散文集，但《致江东父老》写作手法很特别，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戏剧、音乐、电影、小说等元素的杂糅，同时又有着浓郁的古文语言、意境和修辞，突破了惯常的散文文体与面貌。他坦承古典文学对自己影响巨大，而在当今“小说”为大的文学语境下，“重建散文的主体性，是一件大事。”
作家、编剧、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
对话李修文——
新华网：有读者评价您的上一部作品《山河袈裟》是“烟火传奇”，《致江东父老》延续了这种风格，作品里记录的都是小人物，但在小人物身上您似乎也在建构一种“大”？
李修文：在一个作家笔下，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不堪和沟沟壑壑。所以，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到小人物神话当中去，把小人物写“大”并不是目的，一意去写“大”反而有可能是一种矫饰，对我来说，贴切、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每个人都在信息高度共享的语境中生活，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区别本质上并没有那么大，知识分子们在感受“影响的焦虑”，打工妹们也一样身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不过是各自深陷于困境中的彼此罢了。前些年的生活遭际，使我贴近这本书的写作对象，这些人，这些人身上的事，还有那些微妙的情境和情绪，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里越来越变得不值一提，我想写写这些不值一提的人、事、情境和情绪，如此而已。
新华网：作品中塑造的小人物群像，他们内心的悲喜、痛苦与茫然似乎与您作为写作者的心绪形成了“共振”，是这样吗？
李修文：前几天，在成都的一个分享会上，宁浩导演对现场观众说，你们是没看见过李修文前些年的样子，实在是太惨了。回忆起那些年，一本书也写不出来，当编剧吧，总是项目进行到一半就没了下文，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心如死灰地回，多少年都是这样，你跟天底下所有奔命的人一样上山下山，上船下船，怎么可能跟他们不“共振”？所以我经常觉得，在今天写作，其实最重要的是做一个“人”，你得要有一个“人”而非是“文人”的形象。
到后来其实我已经嗅到了我的写作疆域之所在，我的命运之所在——许多时候，夜路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命运也打通了，连接了，陶渊明，杜甫，王安石，我觉得我跟他们走在同一条夜路上，到了那时候，你再看眼前的山河人间，内心里涌起的其实是巨大的沉浸与眷恋之感，如你所说，某种“共振”之感也就更加强烈了。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在好几篇作品中出现了连接“生与死”的意象，例如《白杨树下》《小站秘史》，很像《聊斋》，是否是受到了这类古典文学的影响？
李修文：古典文学对我影响巨大，其中，《聊斋》更是我最喜欢的几部作品之一，其上天入地、阴阳难分、虚实不辨，都作为一种骨血深深地驻扎在了我的身体里。但是，我也一再说过，我们在今天不是要代替古人去写作，而是要像古人一样，敢于去冒犯，敢于去重新确立，去建立自己写作的有效性，而不是沉浸在古典的遗风中无法自拔。
你提及的作品，大约都有一点似幻似真之气，但它们在我看来，就是我内心里的真实，这就是我的“真实”观：在写作中，一切真实都要归于美学的真实，归于精神个体的真实。所以，当有人向我指出，《白杨树下》所写的鬼魂绝对无法在世上遇到时，我只能报以苦笑：难道我们要去找屈原打听“山鬼”是否真的存在过吗？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读来似散文又非散文，在创作手法上还有很多小说的技法，当下的文学阅读领域，似乎更看重小说的创作，或者说人们更愿意看故事。您觉得当下的散文创作有哪些新的抵达路径？
李修文：的确如你所说，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各个文体之中，几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对故事的依赖有关，我们买一支股票，做一个综艺节目，都需要讲故事。我对这种“霸权”有近乎本能的反感：我们的语言在当代的叙事进程中并未获得什么显著的成长，这个时代的文字很难去塑造我们的山河，也很难从获得一个时代的人格力量，也许，是时候说出“小说、故事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我反倒觉得，在今天，如何重建散文的主体性，是一件大事。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各个文体之间的中间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现在我的执念是：散文的主体性，可能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各种文体，抢夺戏剧，抢夺影像，以此构成新的主体性。
新华网：您曾说希望在自己的文字中复活“中国式面孔”，“中国式面孔”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李修文：我与其是在说“中国式面孔”，毋宁说是：在今天，哪怕每个人都在一意向前，但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也许仍然会行走在一条现代性未完成的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极为丰富、含混和幽微，那些承担了如此种种面目的人，就是“中国式面孔”，这些面孔，包含着这个时代的刘关张，更包含着鲁迅先生笔下那些人物在今天的化身。长期以来，他们的面目被混淆了，甚至被篡改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将他们指认出来。在我们的叙事中，我看到了许多卡弗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看到了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现在，也许到了一个我们将这些人指认出来、带领出来，重新回到中国式的源流与怀抱中之时了。
新华网：您的作品中一部分很有中国古典的气韵，有如古诗素朴动人的底色和传统戏剧的一唱三叹的美与节奏，当下的创作者如何从经典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创新养份？
李修文：一个常识是：所有有效的古典性都具备强大的现代性——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
所以，真正的传承，是创造出一种和古典打通的心意和遭际，以我自己而言，惟有生活将我抛掷在和陶渊明、杜甫、王安石同行的夜路上，我才能够确信：在情境之外，某种真正的传承终于诞生了。
而且，对于古典，我们必须保持起码的怀疑：你继承的是古典内部的活力，还是那些僵死的遗风？古典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充满了挑衅、挤压，它们绝非只是今天的人们在香案上摆放的几枚供果。实际上，它们长成果子，首先就是因为地下还有不断蔓延、扩张和冒犯的根须。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里面已经有两三篇被购买了电影改编版权，您是否会参与编剧工作？期待电影会呈现怎样的气质？
李修文：现在看来，我不会参与到具体的编剧工作。但我也算作半个影视从业者，参与到改编的进程里去可能是避免不了的。至于最后改编的效果，老实说，这个我说了不算，当我参与到影视工作中去的时候，更多体现的其实是导演的意志，我也只是影视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个主体性的建构中，文学有时候是重要的，有时候也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