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孙歌：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丨文化客厅
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这里的亚洲不只是地理上或符号上的范畴。寻找亚洲，也是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式。这种新的认识论是怎么样的？10月20日，在《寻找亚洲》的新书发布会上，孙歌、李志毓和范新与大家讨论了这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这里的亚洲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范畴，也不只是一个符号。在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亚洲是什么？寻找亚洲，更重要的是破解欧洲中心论的约束，重新解释被单一化的历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那么这种真正多元的认识论是怎么样的呢？
10月20日，在孙歌的《寻找亚洲》新书发布会上，文化客厅第十七场，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一頁folio”和中间美术馆，邀请到思想史家孙歌、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李志毓与主持人一頁的创始人范新一起，与大家讨论了这些问题。
我不是在对抗西方
我对抗的是西方霸权和西方式霸权
孙歌认为，虽然思想史讨论的问题不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现实问题，但是思想史一定要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思想史的学术讨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就像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一样，都是一种断裂式的连接。孙歌讨论的亚洲原理，其实也是有着现实关怀的。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孙歌曾在《读书》上写过三篇书评。这三篇书评的题目分别是“亚洲意味着什么？”“在历史中寻找什么？”和“普遍性的载体是什么？”。孙歌在写完书评之后，就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三个问题对孙歌来说，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一套日文版论文集所激发出来的问题而已。孙歌并没想到，她会继续沿着这些问题往前走。
《寻找亚洲》，孙歌著，一頁folio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对孙歌来说，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而且，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五四后的几代学人，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共享和传承的基本问题。
因为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世界中心，开始从比中国强的对手里学习。对于日本人和朝鲜半岛的人来说，这个逻辑也是类似的。所以，中国人会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日本人会说“和魂洋才”。但问题是，在中国人学习西方之后，中国人把“体”、“用”本末倒置了，“用”已经变成了“体”，而“体”不见了。因此，我们要“寻找亚洲”。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用西方理论和概念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的道路走到头了？其实，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十分困难的。而困难在于，大家会对“讨论亚洲”本身产生误解。很多人会认为孙歌这样做意在对抗西方。孙歌回应道，“我不是在对抗西方，我对抗的是西方霸权和西方式霸权。”
孙歌
西方霸权来自实体的西方，它来自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而西方式霸权则内在于我们自身，这是中国人或亚洲人自己生产出来的。第三世界的精英们经营着霸权，而这个霸权跟西方的霸权是合拍的。
孙歌说，“我冒险说一个不太政治正确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批判知识分子和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但是，这句话要加注解，因为在西方内部，西方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即使他们的东西不全都值得肯定。而我们相对应的这一批西方式的批判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
孙歌虽然批判了这些西方式的批判知识分子，但她也肯定了这些批判知识分子所做工作的价值，这是因为她不会在二元对立的意义上讨论问题，也不会在实体思维的意义上讨论问题。孙歌称自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在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的时候，孙歌要我们破除掉实体化的思维。中国学者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问题时或许会显得似是而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西方理论是没有价值的。
亚洲学者的工作
应该是去掉伪问题，生产真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借助西方的理论就好像没法讲话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仅仅借助于西方理论，又会遭遇到表述的困境。这是为什么呢？孙歌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理论完成了两个“偷换”。
亚洲知识分子往往比西方知识分子更理论、抽象地表述问题。这是因为理论被“偷换”了。若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没有抽象理论，大部分导师会说，这篇论文没有理论高度。“理论高度是什么？它是一些抽象的、我们自己也不懂的词。这些词我们也不知道老师懂不懂。”孙歌说。
孙歌
其实，抽象理论是有用的，但是中国学者经常用错地方。西方人在自己的语境里使用西方理论的时候，是和中国人的语境非常不一样的。在东亚受过理论训练的学者，去读西方的理论著作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他们的逻辑有点混乱，这些学术著作里的许多跳跃是怎么来的？这在我们的学术训练里是不被允许的。而且，越是西方的理论大师，他们的逻辑跳跃似乎也越频繁。
因为西方的理论是活的，它的抽象概念是有生命的。在西方，无论多抽象的理论，它们都面对具体问题而开放。当这些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之后，他们没法向我们的现实开放。他们是生长在西方文化和理论土壤里的花朵，而在中国，就变成了插花。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史学界就已经开始讨论了。其实日本的学术界跟中国的学术界差不多，大多数人都在套西方的理论。他们不仅套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也在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西方的史学理论移植到了日本。日本的史学家挪用西方史学的观念来解释本土的经验，生产出一些史学研究。日本的知识分子就反思，这样的研究没有意义？因为日本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社会土壤。那日本的土壤是什么样的呢？日本的社会土壤能培育出什么样的理论森林？
当时日本人思考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了。因此，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关心亚洲，因为这也是个现实政治力学关系的问题。我们今天能谈亚洲吗？孙歌不认为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谈亚洲，其实西方的概念是可以用的。但如果要用的话，我们得把它相对化，让它变成区域的、历史的、风土的产物之后，才能知道它要通过什么样的环节和转换会被我们共享。而这些工作，需要中国的学者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做。在学者们把西方区域化的同时，也在把自己相对化。
因此，亚洲学者的工作应该是去掉伪问题，生产真问题，并且尽可能地让这些真问题能够生长，能有效地帮大家思考现实里出现的各种现象。孙歌说，“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在场了，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而且甚至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存在的。它还可能是假象。其实所有的真相都不会自动跳出来让我们看，我们不通过各种各样的认知环节，是没有办法接近真相的。这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拒绝直观性讨论的原因。”
中国学者把西方的理论相对化，也把自己相对化，并不是要把中国“搞没了”，而是要让中国有效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找到它的位置。不然，我们有可能像美国一样掉进自我中心主义的陷阱里。
如今，在网络上，有很多爱国青年在说，因为中国过去一直没有受到公正待遇，现在我们强大了，要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我们要取代美国。孙歌认为，这其实并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因为任何一个在世界格局中想当中心的国家，最后一定会给自己找来很多麻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合作共赢”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孙歌认为，这是中国将来最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新的普遍性
是一个能在各种各样的特殊性之间
建立平等的相互理解关系的媒介
孙歌认为，普遍性就是一个“大棒子”，若有学者的理论不讲普遍性，大家就可以反驳道：这挺有意思的，不过只是个案。这样，对方就被“大棒子”给“砸死”了。而孙歌想提出的新的普遍性，绝不是“打人”的“棒子”，而是一个能在各种各样的特殊性之间，建立平等的相互理解关系的媒介。
目前，这个想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大家不会将它当作原理来思考。因为经过两度偷换的西方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其实就在西方的理论体系里。
孙歌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历史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它要求这个世界一定要有他者，同时他者不能有自己的逻辑，一定要在西方的边缘存在，不可以取代这个中心。可是，这个他者又必须消费中心所提供的产品。这是西方理论的现实土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西方理论里讲的历史，只有一个中心。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甚至只能在德国，是日耳曼民族所代表的那种文化。因此，当大家讨论亚洲原理的时候，大家迫切地需要生产另外一种思考、感觉认识世界的方式。
黑格尔
孙歌认为，在中国学界，除了少数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大部分人都在消费西方理论，只是山寨产品、冒牌货。如果我们真的要使用西方理论，我们要从西方的原典开始认真读。
亚洲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理论?需要不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亚洲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因为亚洲的历史风土没有办法用西方理论予以有效处理。否则，只要用西方的框架去衡量，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混乱和落后。
但问题是，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中国并不像西方认为的那样缺少自由，也不像西方那么有秩序。从历史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其实有另外的一种“动能”。这个“动能”，现代性、市民社会理论，或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都难以解释。因此，中国人必须要自己来生产理论。这样的理论当然可以是抽象的，但孙歌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更应该生产一些“形而下之理”。
理论可不可以用具体的方式、用经验式的、一次性的状态来呈现？这是孙歌目前还在“挣扎”着思考的地方。因为在一次性的经验里，学者做的理论性思考，得出来各种各样的结论是不能到处套用的。这需要在理论层面重新讨论理论的可能性、射程、轮廓等一系列课题。所以，孙歌借助于亚洲原理来讨论另外一种普遍性。这一种普遍性必须是作为媒介的普遍性，必须借助于特殊性才能获得意义的普遍性。这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学者们还需要对它做进一步的理论性讨论，才能最终完成理论论述。
亚洲原理并不是求同存异
而是让“异”本身成为主体
并让它对外开放
孙歌提出，在好几次学术研讨会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谁在害怕文化本质主义？孙歌认为，中国人一点都不害怕文化本质主义。害怕文化本质主义的人究竟在害怕什么？有些人害怕排他、保守。其实，文化本质主义本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最害怕文化本质主义的人，恐怕恰恰是无法进入对方文化的强势者。
我们为什么要谈亚洲原理？孙歌认为，因为亚洲是一个在西方理论的意义上绝对不可能成立的范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焦虑地要谈亚洲，除了要把中国放到亚洲里边以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东北亚最早主动用命题提出亚洲一体，并用亚洲来对抗西方的日本。
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这使得民国的那批中国学者认为，我们也要有谈亚洲的权利。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民国时期谈亚洲的学者，除了汪精卫，大家都没有把亚洲意识形态化。因为一旦把亚洲意识形态化，就会产生问题，中国人谈的亚洲如何跟日本人谈的亚洲划清界限？
在今天，这块石头被搬掉了。日本现在讨论要重新回到亚洲，而且要清算过去“大东亚共荣圈”的那一段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谈亚洲也有一个新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亚洲无法整合的特性和它的文化多样性。亚洲不会允许让中国来代表的，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尽管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的多样化，如同多样的民族文化内在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是不是就等于亚洲？
孙歌认为，研究内在于中国的亚洲元素是一个真问题，但是中国并不等于亚洲。而且，不是所有的亚洲国家和社会都认同亚洲。其实真正认同亚洲的地区也就只有东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谈亚洲，我们该用什么方式谈？
假如中国人用西方的方式谈亚洲，那会变成霸权式的讨论，这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学者要避免用西方的方式，把亚洲整合成一个大拼盘。如果我们认为有另一种普遍性的话，那么这个普遍性的目标不是要达到求同存异的大一统，而是让各种各样的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价值是特殊的，并不是普遍的。这世界上没有普遍的东西。但是，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就随之而来。孙歌认为，所有拒绝别人理解的、封闭的、排他的特殊性，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而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开放的，同时还尊重别的特殊性。因此，当这样的情况在人类社会有可能实现的时候，大家才能说那是一个有普遍价值的人类社会。
此外，在讨论亚洲原理的时候，孙歌刻意把作为实体的地理范畴的亚洲，纳入到原理性的讨论中，这是由于地理的层面在亚洲被作为符号讨论时经常被忽略了。在地理学里，越有质量的研究，越是特殊的。所以，亚洲范畴一定要被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的层面里。
那么，这和亚洲的符号、理念和思想是怎么结合的？孙歌从和辻哲郎的《风土》找到一个结合点。因为风土既不是客观的自然环境，也不是主观的社会生活。人的个性、社会的习俗和自然的风土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重视风土的最大功效在于，当大家这样讨论问题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挪用和套用的。这样，风土在思想史上就有意义了。
和辻哲郎
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在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为方法”，比如，“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的电影”等。孙歌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危险，当大家认为什么都能作为方法的时候，那具体的上下文就不重要了。在强调亚洲的地理风土的时候，强调的是语境的不可替换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特殊状态，才能有所发现。
竹内好
孙歌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学术操作是没有风土性的、没有上下文的。有人说，中国在宋代就有了现代性。可是，一旦当讨论者真的进入了宋代的历史风土，进入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就算宋代存在着那些现代性要素，但它们也可能实际上是别的东西，而且也可能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
语境一定是风土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孙歌觉得亚洲是最好的一个研究对象。孙歌相信非洲和拉美一定也有人在用别的方式讨论非洲原理和拉美原理。但像亚洲这么多样化的地区，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寻找亚洲原理要找的是“不齐之齐”，并不是求同存异，是让“异”本身成为主体，让它对外开放。孙歌举了一个例子，“当我们面对一个印度人的时候，我们要设想自己是个印度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吃饭要用手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达对他们的诚意和理解。我们想要了解他们，但我们并不想取代他们。而所有的这种想法，迄今为止全是经验，但大家却认为经验不重要。因此在原理上，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绝不是嫁接在西方理论之上的。”
记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吕婉婷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