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GDP统计中数字经济贡献不该是“虚拟”

日期:10-25
数字经济数字技术

原标题:GDP统计中,数字经济贡献不该是“虚拟”|新京报专栏

文|关不羽

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指标重新受到重视,英国脱欧的经济影响需要援引GDP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之争需要参考GDP数据,“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如何也要用GDP数据来衡量。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英国,GDP统计数据突然增加了5%,原来是把卖淫和贩毒也纳入了统计口径——被英国媒体讥笑为“沙发缝里的魔术”,意指在沙发缝里掏零钱的小孩把戏。

GDP仍是最好的量化统计工具

应该承认,GDP指标是量化经济活动、分析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可以完全代之。“去GDP化”“GDP怀疑主义”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数。1970年不丹推出这一指数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更像是不丹王国的自娱自乐和“公关秀”——根据这一“量身定做”的指数标准,不丹王国毫无悬念地成了全世界幸福总值最高的国家,尽管该国经济一直处于各国的“后排差生”。

但是,本世纪之初的“GDP怀疑主义”蔚然成风后,“国民幸福总值”的效仿者纷纷出笼,可结果乏善可陈:要么标准化程度太低,要么客观性不足、缺乏公信力。

我们暂时还无法离开GDP,这是个不争的事实。“GDP怀疑主义”固然过于激进,“沙发背后的魔术”式的GDP“注水”也不可取。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主张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时,特意强调“我们要清楚GDP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交换价值指标,GDP所表明的仅仅是投入交换(广义的交换)的产出水平。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货币化的市场交换过程,GDP就无法反映和评估其经济作用。

比如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含有大量“免费项目”,就无法用GDP进行正确评估。我们无法通过GDP来衡量军队增加一辆坦克所做的经济贡献,因为没人为这辆坦克的使用付费。但是,国防保证和平环境显然是有经济类贡献的。类似的情形还有小生产者的自给性生产和居民家庭的自我服务。这些都可以归入GDP盲区。

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这一“盲区”影响有限,政府的公共服务可以视为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国民,也可以进行单独的经济核算。而自给性生产和家内自我服务在正常社会分布也较为平均,作为经济数据的“背景噪音干扰”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量“数字技术红利”无法进行有效的GDP统计,GDP盲区的问题凸显。

数字经济贡献难被精确量化

数字时代的市场交换过程远比工业时代要复杂,其中涉及大量免费的公共服务。比如说,用户在网上购物、点外卖,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平台经济的这部分服务贡献就没反映在GDP指标中。买家秀也没有报酬,这一服务也不会产生GDP数据,却增加了购物的精准度。

在公共服务上也是如此。以城市治堵为例,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拥堵排名持续下降。这些对GDP质量的提升是很有益的,也增加了公众的获得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指标可以视为一套新的区域发展衡量标准。

问题的实质是,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低成本化,因此产生了很多免费的信息服务。可是,这类免费服务却被GDP指标的统计排除在外。这很有一点悖论的意味——数字经济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但是其经济贡献却很难被精确地量化。

再者,互联网的高效、开放产生了很多增值服务,GDP指标也无法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

还是以电商行业为例,GDP数据无法体现电商服务便捷性的经济贡献。计划经济的票据时代,凭票供应自行车,顾客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辗转周折获得购车权,而数字时代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轻松完成。

但是,GDP统计无法区分两种商业模式的差异,只是记录了一辆自行车的GDP。实际上,电商平台提供的便捷性可以让顾客节省时间和精力。这部分时间也许可以用于娱乐,也可以用于工作。但是,由此产生的经济贡献并不会体现在电商的GDP贡献中,而是计入了可以货币量化的其他经济部门。

比如说,电商为顾客节约的时间成本,顾客上网看了付费电影,因此电商的增值服务被计入了影视业的GDP成果。“数字技术红利”的GDP盲区就是这样广泛存在,却不易察觉。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对立关系

由于GDP不能如实地反映“数字技术红利”,社会大众容易低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度。最明显的是,流行一时的“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说,持此论者就是被GDP数据所误导,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绝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个人、企业、各行各业提供了服务。真实的情况是,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GDP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增长、国内消费高速增长同步,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不容忽视。国家网信办相关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美国数字经济的比例仅占10%。这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面对过的经济格局。

经济管理和决策要转换思路,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形势。而经济数据的统计和评价,是一切管理、决策的基础。因此,如何解决GDP指标的“数字技术红利”盲区,如何正确地评价“数字技术红利”的经济贡献,将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课题。

□关不羽(经济学者)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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